《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一）

　　2014年春，我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成为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此时我开始着手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将我数十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的观察和理解记录下来，特别是让国外的同行和读者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最初的社会理想的过程中都进行过哪些探索，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难题，又是怎样去克服困难、不断创新和改革制度，并使之与经济发展、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相吻合的。这就是我2014年到2015年撰写的《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我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也记录了我作为一名国外问题研究者与中国社会改革之间的互通共振。

　　美国的曼纽尔教授曾多次提到过，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口号所感动。其实在西方的高端思想界，并不是只有“博弈论”和“供给学派”。曼纽尔教授本人曾经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研究过乌托邦思想，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使他在学术领域里不断探索。我想，他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感兴趣，可能也是为了回应自己年轻时的困惑和梦想。

　　我写这本《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中也有我的感动在里面。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想透过跟踪社会变革的进程去做一番考察，所以在引言中我还写道：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为了社会进步的理想而工作和奋斗过的人们，他们取得成功了吗？如果有所成就，这些成就又是怎样实现的？是通过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还是通过脚踏实地的社会改革？在这些进程中有过怎样的经验或教训？

　　总之，我是因为感动而写这本书，写书是为了讲述不为世人广泛知晓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故事，是跟踪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脚步，看那些“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看中国人的理想经过了多少次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革，多少次的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向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社会的历史过程。这段历史过程虽然表面上算不上轰轰烈烈，但是却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中国，甚至不啻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虽然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这场社会革命也有它的缺憾，但历史的车轮还是蜿蜒前行的。正因为此，我找到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动力，要将我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的理解记录下来。

　　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动力是让外国人读懂中国。我们的话语体系是独特的，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往往很难为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士，哪怕是友好的人士所理解。所以，用一种更加直观的语言，用更加简化的逻辑，让外国人读懂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的进步，有助于他们学会和中国打交道。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写自己能够了解并读懂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开始写，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将向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作为自己的奋斗纲领。此后，我跟踪了共产党执政的解放区里社会保险实践的障碍和问题，一直跟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我的故事试图告诉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共产党人实现最初纲领的一个开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将近5亿，但是领取稳定工资收入的产业工人只有千万余人，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2%。从社会保障制度创建和演变的过程看去，中国社会的变迁有时可以说是深刻隽永，有时又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沿着时间发展的脉络一直写下去，我被中国的社会进步深深地感动和震撼。我看到了中国社会保障最初的制度选择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我在书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使命所选择的劳动保险及其他社会制度的形态和特征，解释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和不得已，我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从“企业保险”到社会保险的改革进程、改革中遇到的难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向社会化和法制化的艰难转型。

　　我认为，应当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去诠释当时的政策选择：在以农、商、手工业等生产方式为主，人民收入极不稳定的经济条件下，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为了配合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推进形成了早期的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自由的就业市场，社会保障的单位屏障被捅了一个大窟窿，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风险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如同经济领域里的改革一样，社会保障领域里的改革也是鼓励地方实验和实践，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支持试点先行、总结经验、传播信息、推广最佳实践，与欧盟的“开放性协调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得普罗迪在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访问中国，听取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介绍以后说，“中国和欧盟十分相像，只是程度的不同”。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