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奥斯伍尔德·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是美术史家、哲学博士、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被称为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辞典》补充版）。他1879年生于芬兰，1900年博士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1908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学教授，专攻西方艺术研究。20世纪初，赴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名校讲学。1915—1918年，喜龙仁在与西方收藏家的交游中接触到众多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书画。他曾近距离观赏了《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五百罗汉图》等绘画珍品，在波士顿美术馆观看到一幅名为《云中视线》的画作时，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冲击，被中国绘画“由内而外，不依靠外在景象而全凭画家心灵的艺术创造力”深深吸引和震撼，从此爱上了中国的艺术。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6次横渡大洋来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艺术，广泛涉及中国古建筑、雕塑、园林、绘画乃至城市规划等领域，几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以图为史：考察中华古建筑

　　古建筑是喜龙仁最先关注的领域。1918—1923年，他来到中国，首先考察了华北、西北、东南多地的建筑古迹，如紫禁城、西苑三海、白马寺、龙门石窟、大雁塔、秦始皇陵、灵隐寺、苏州园林等。他为中国建筑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影像、测绘图纸、研究记录和文献翻译，奠定了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建筑的知识基础。他留下建筑摄影1000余帧、图纸100余幅，还注录有建筑营造历史、建筑所在地的文化风俗和自己的见闻观察。喜龙仁还节译了《园冶》《顺天府志》等建筑典籍和方志文献。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者而言，最困难的问题是缺少古建筑的测绘数据、影像资料和参考文献。而喜龙仁将中国传统文献和西方测绘方法应用于古建筑研究领域，无论是对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式皆具有开创性意义。喜龙仁的考察是近代西方第一次系统的中国古建图文资料整理，与中国营造学社遥相呼应，奠定了世界中国建筑研究知识体系的基础。

　　以中国建筑研究为蓝本，喜龙仁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为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艺术确立了模式和典范。他认为，研究艺术最好的方法不是观看复制品、空对文字或者主观推断，而是考察实物，唯此才能获得艺术和心灵的真实。他的中国建筑研究贯彻了这一原则，他的著作也彰显着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喜龙仁将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结集成书，完成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1930）、《中国园林》（1949）等一系列中国建筑研究著作，客观真实地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建筑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喜龙仁的建筑纪实摆脱了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不仅构建了认知中国建筑的新体系，也开启了“让中国艺术自己言说自己”一代风气之先。

　　悟出诗意：译介古建筑独特价值

　　喜龙仁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20世纪早期崇西抑东的世界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和文明互鉴的精神，挖掘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独特价值与文化意义。以中国园林建筑为例，喜龙仁说，“相比于世界其他园林，中国园林更具想象力和创造性，或者说，更具艺术性”，因为中国文化“倾听自然声音、感受自然心跳的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建筑艺术的特点“就是和谐，自然和建筑的统一，人和动物的共生”。正是由于喜龙仁的开创性工作，西方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建筑艺术之美，西方的研究兴趣才转到中国艺术上来。

　　喜龙仁以西方艺术为镜鉴，热情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和艺术精神，写成了《节奏与形式》（1917）、《中欧绘画》（1918）等重要作品。他在研究伊始就准确把握了中国艺术神超象外、以形媚道的艺术精神。他说，“中国绘画没有描绘任何具体事物，却可以引起人类内心与更高精神存在的对话”。这样的描述远超他的时代，也深得中国文化的要领。他最早将中国画论中的“谢赫六法”译介到西方，并且用“六法论”对比研究《圣母领报》等油画名作，使古老的中国艺术理念在西方艺术实践中焕发生机。

　　喜龙仁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让西方学者开始从猎奇中国元素走向了认知中国文化。用喜龙仁自己的话说，他向西方展现的并不只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建筑”，而更在于“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他向西方读者深入阐释了中国建筑的形态结构、营造思想以及中国建筑所蕴藏的文化哲学。他在注释中往往用简洁易懂的英文解释建筑的特点、构造、功用、修缮史、建造理念。又比如亭台阁榭的名字，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很难为西方读者理解。喜龙仁在翻译时，先用韦氏拼音注音，同时标明中文字形，再用英文直译，而后解释其中意趣，效果极好。喜龙仁深知中国建筑的文化底蕴，也熟谙西方读者的知识背景，因此他的译文和注释有的放矢、直击要点、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喜龙仁的研究与译介使古建筑成为西方世界读懂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中西圆融：传播中华古建筑之美

　　出于学者敏锐的时代感知，喜龙仁似乎预见到中国古建筑的多舛命运。他说，“我的照片会变得愈加珍贵，因为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建筑将日渐衰败，或毁于天，或毁于人”。今天，一些珍贵的古建已经不复往昔，或面目大改，或踪迹难寻。喜龙仁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借此怀想、研究、修缮甚至重建古建筑。他或许不曾想到，《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留下的测绘图纸和文字记录在时隔80年后为复建永定门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曾写道：“通过城门，人们不但能够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还能够看到城市生命和意志的流动。”诚然如斯！喜龙仁看到了建筑与一个国家文化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内在联系，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研究它、译介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从这个意义上讲，喜龙仁的中国古建筑研究是他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珍贵遗产。他的著作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目的就是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艺术。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这样评价喜龙仁：“他为（西方）理解东方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贡献是我们的学术领域中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匹敌的，我确信他还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我们。”在文物保护、历史传承的社会语境下，喜龙仁早年中国建筑研究的价值愈发彰显，他的系列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

　　喜龙仁的研究融汇中西文化，启发、培养了众多学者。他曾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举办讲座；他的著作《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1930）、《中国雕塑史》（1925）被梁思成借鉴。喜龙仁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获得1956第一届弗利尔奖章这一国际亚洲艺术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他的助手、当代汉学泰斗高居翰禁不住赞叹，“是他把中国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做成了全球性的学问”。

　　随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入，喜龙仁的建筑研究展现出不凡的当代意义。1978年，玛吉·凯瑟克（Maggie Keswick，1941—1995）在深入参考喜龙仁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广为西方读者喜爱的《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1988年，夏丽森（Alison Hardie）翻译了《园冶》全书，她称此书在欧美的传播，最初便始于喜龙仁。如果我们观察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的《中国建筑史》等重要的当代中国建筑研究著作就会发现，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著作都无法绕开喜龙仁的名字。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中国建筑艺术海外传播和海外中国建筑艺术研究的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