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会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面对疾病威胁，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在长期进化的历程中，人类逐渐发展并完善了自身的生理免疫系统，以此来对抗入侵体内的病原体。但在疾病面前，人类的生理免疫系统并不是完美的。一方面，生理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会消耗大量资源，这必然会影响身体其他机能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生理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相对滞后，人类依然面临被疾病夺去生命的风险。于是，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人类进化出了行为免疫系统。该系统是防御疾病威胁的前哨，是人类对抗疾病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对疾病威胁线索进行识别和反应

　　行为免疫系统是一系列心理机制的集合，其功能是抑制个体与可能存在疾病威胁的人或物接触。个体识别到环境中可能存在疾病威胁的线索，便会启动行为免疫系统，当相应的心理机制被启动后，个体便会做出一系列反应来回避环境中的这些人或物，从而杜绝或尽可能减少病原体侵入体内。由此可见，行为免疫系统的工作主要分为对疾病威胁线索进行识别和反应两个环节。

　　由于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极其不容易被察觉，行为免疫系统所识别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易使个体感染疾病的病原体，而是意味着这些病原体存在的线索，比如肮脏的环境、腐败的气味、病态的外表等。但是，由于病原体的存在与其携带者的外部表征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再加上病原体种类繁多，所以个体无法对所有提示病原体存在的线索准确识别。因此，个体在对疾病威胁线索进行识别时遵循烟雾探测原则，其具有过度敏感和过度概括的特点。

　　识别到疾病威胁线索后是否要执行相应的反应是一个需要权衡利弊的问题，因为执行相应的反应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个体在对疾病威胁线索进行反应时遵循功能弹性原则，其特点是灵活的、有弹性的，目的是在规避疾病威胁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付出相应的代价。研究表明，行为免疫系统对疾病威胁进行反应时，会受到个体健康程度、当下环境提示病菌威胁程度以及所在地区的病原体负载程度等线索的调节。

　　个体会做出一系列应对反应

　　当行为免疫系统被疾病威胁线索启动后，个体便会产生一系列反应，包括情绪上的厌恶、认知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保守，以此来回避病原体对个体的入侵。

　　环境中意味着病菌存在的线索，如身体排泄物、腐败的食物或红肿的皮肤等往往会引起个体生理厌恶。而厌恶的反应恰恰是给个体一个远离这些物体的信号。普罗科普（Prokop）等人研究发现，对于那些自我报告健康程度较低的被试来说，像寄生虫等可能传染疾病的软体动物会使其产生较强的厌恶与恐惧感。由于行为免疫系统识别疾病威胁线索遵循烟雾探测原则，那些与身体排泄物、腐败的食物等相似的刺激也会诱使个体产生厌恶的反应。罗津（Rozin）等人研究发现，塑料蟑螂和粪便状的软糖也会使人们感到恶心。

　　偏见虽然是一种消极的认知，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能使个体远离那些可能携带病原体的人或物，从而降低其感染疾病的风险。在进化历程中，由于群体内成员的生活环境相同，且多数具有血缘联系，所以群体内成员携带的病原体相似，彼此接触与交往造成疾病感染的概率较低。而群体外成员往往会携带群体内成员无法免疫的新异病原体，并且群体外成员的介入也可能会破坏群体内形成的抵御疾病威胁的社会屏障。因此，个体会通过偏爱群体内成员而排斥群体外成员来减小感染疾病的风险。面对疾病威胁时，个体除了会表现出群体内偏爱外，有时也会表现出群体内贬低。当群体内的病原体负载率过高时，交往频繁的群体内成员间可能会加速疾病的传播，这时外群体成员对个体来说可能是更加安全的。因此，个体会表现出排斥群体内成员、偏爱群体外成员的倾向。由此可见，无论是内群体偏好还是内群体贬低，都是行为免疫系统应对疾病威胁的一种反应。

　　面对疾病威胁，行为免疫系统通常会采用保守的行为反应。米勒（Miller）等人通过推拉摇杆实验设计研究发现，最近生病的个体会更快地对毁容者做出回避行为，即推动摇杆。从众能够使人们高效学习对抗疾病威胁的社会规范。因此，在进化过程中，从众行为便逐渐成为行为免疫系统应对疾病威胁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在疾病威胁下，人们会更倾向于从众。吴（Wu）等人研究发现，与控制条件相比，在病菌启动条件下，被试在对不熟悉的抽象画评价任务上会更倾向于表现出从众行为，即被试评分会更接近主试随机提供的公众评分。

　　形成减少感染疾病的社会文化

　　如果某一地区的人们长期需要使用行为免疫系统来防御疾病威胁，那么该地区人们的这一集体反应必然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社会规范，进而会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减少感染疾病的社会文化。

　　不同地区的人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病原体负载率有关。在疾病威胁程度高的地区，较低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有助于个体避免同更多的陌生人进行接触，也有助于个体遵守社会规范，这些都能降低个体感染疾病的风险。沙勒（Schaller）等人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即不同地区的疾病威胁程度与该地区人们的外向性和开放性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在病原体负载率较高地区生活的人们更容易形成集体主义价值观。因为集体主义强调严格划分群体内和群体外，并倾向偏好群体内成员、排斥群体外成员，同时注重对社会规范的服从，这些都有助于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芬彻（Fincher）等人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病原体负载率与这一地区集体主义的多个指标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病原体负载率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形成集体主义文化。

　　对疾病防控具有借鉴意义

　　行为免疫系统在个体反应和社会文化层面都对防御疾病威胁起到前哨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行为免疫系统在疾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从个体层面来看，在疾病高流行期，病原体负载率会很高。这时个体的行为免疫系统会遵循烟雾探测原则，敏感地将环境中的线索识别为疾病威胁，这将有助于个体做好防护，以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但是，随着疾病流行势头逐渐得到有效控制，如果个体依然以烟雾探测原则来识别疾病威胁的话，必然会造成自身的过分紧张与焦虑，进而影响正常生活。因此，在疾病低流行期，个体应该充分发挥行为免疫系统功能弹性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来随时调整自己对疾病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小因防控疾病对正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看，集体主义文化具有抵御疾病威胁的社会屏障功能。集体主义文化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因此，在集体主义国家或地区会更有利于行为免疫系统发挥防控疾病的前哨作用，但应避免因行为免疫系统防御疾病威胁而导致的个体偏见，以及由此泛化的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偏见，如残疾人群体、肥胖者群体等。这不但有碍于疾病防控，更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我们应该使行为免疫系统理性地发挥作用，避免因防控疾病而产生社会偏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