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许多选择都涉及权衡当下较小的奖励与将来更大的奖励带来的好处，这些选择被称为跨期决策。例如，我们可能不得不选择是现在花掉工资还是为退休储蓄。尽管延迟的奖励更大，但许多人更喜欢即时奖励而不是延迟后获得的奖励。一个潜在解释是，即时奖励可能会比延迟奖励引起更大的情绪反应。这是跨期决策文献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它在两个系统（热系统和冷系统）模型中已得到证实，该模型假设我们对即时奖励的偏好源于“热”的情绪反应，而耐心来自于更多的深思熟虑和“冷”的推理。

　　综合大量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降低个体的时间折扣率，使其更加偏向长期选择；消极情绪可以增加个体的时间折扣率，使其更加偏向短期选择。但还有其他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跨期决策有相反的影响。也就是说，消极的状态鼓励人们与急躁作斗争，而积极的状态使他们更倾向于当下。例如，李晓明研究发现，与处于积极和中性情绪状态的被试相比，当决策确认度较高时，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被试会更频繁地选择较大且延迟的奖励。可见，情绪效价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是不一致的，相同效价的特定情绪可能对跨期决策有不同的影响。

　　积极情绪使个体更偏向长期选择

　　以往的研究表明，个性可以影响个人的折现率，较高水平的外向性可以预测对即时满足的偏好。有研究发现，在预测折现率中，外向性和认知能力均存在主效应，外向性和积极情绪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外向的人在第一次处于积极情绪时更喜欢立即得到奖励。而艾菲尺（Ifcher）和扎哈孟（Zarghamee）调查了积极情绪是否会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结果表明，与中性情绪相比，轻微的积极情绪显著降低了被试的时间折扣率，在跨期选择任务中更偏好长远的收益选项；消极情绪使人变得更加短视，偏好能够及早兑现的较小奖赏。王鹏和刘永芳也发现，愉悦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下降，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而悲伤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增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

　　虽然目前对于跨期决策过程中有多少加工系统参与还不是非常明确，但有研究者认为，热系统和冷系统这两种加工系统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跨期决策中的表现。热/冷系统理论认为，热系统与个体的冲动行为有关，它是情绪驱动的，表现为简单的条件反射，反应速度较快；冷系统则与个体的自我控制有关，它是认知驱动的，比较审慎，所以也比较慢。因此，上述研究结果均支持个体面对即时收益时有更大的情绪激活，热系统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情绪可能会削减认知执行功能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例如，林亨利（Henry Lin）等人考察了未来情景思维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效价的情景思维使高工作记忆、高抑制控制以及低多巴胺遗传风险个体的时间折扣率升高。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情绪唤起的程度并不在于收益是否即时，而在于选择情境。伦珀特（Lempert）等人利用眼动追踪的技术，测量了代表情绪激活的瞳孔放大程度在跨期选择中的变化规律。结果发现，被试对于在系列跨期选择中价值变化不大的选项（不论是即时选项还是延迟选项）有更大的瞳孔放大反应，并且对于比过去选择的平均价值更高的选项有更大的瞳孔放大反应，情绪唤起和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对跨期决策产生影响。

　　消极情绪使个体更偏向短期选择

　　格雷（Gray）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人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缺乏理性，目光短浅，更容易进行冲动选择。陈小玲通过研究不同情绪对个体自我控制的影响也发现，与积极情绪组和中性情绪组相比，消极情绪组被试会出现更多冲动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研究关注特定消极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例如，勒纳（Lerner）等人通过情绪视频和回忆情绪事件诱发被试的厌恶和悲伤情绪。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中性和厌恶情绪，悲伤情绪状态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小的立即奖赏；相对于中性情绪，厌恶情绪没有使被试的选择偏向发生改变。还有研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了愤怒和悲伤如何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情绪相比，愤怒与延迟奖励偏好相关，而悲伤并没有改变个体的选择偏好。ERP结果发现，与中性和悲伤启动相比，在评估阶段，愤怒启动在额叶中央和顶叶区域产生较大的P1，在额叶中央区域产生较大的P2，在顶叶区域产生较大的P3。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情绪将影响当前的选择。具体而言，当人们面对未来将发生的负性事件时，预期在等待负性事件的过程中会产生消极情绪（如恐惧等），即人们会预期到等待负性事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预期的消极情绪会使人们觉得负性事件发生在将来比发生在现在更加令人厌恶，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现在发生的负性事件，出现负折扣现象。在此基础上，孙红月等人通过实验证明个体之所以出现负折扣现象，是因为未来负性事件选项的总负效用不仅来自于负性事件本身的负效用，还来自于由负性事件产生的预期负性情绪以及在等待负性事件过程中的预期反刍（指个体无法停止思考负性事件）所带来的负效用。这是研究者首次尝试通过实验验证负折扣现象的心理机制。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手段直接验证个体在面对未来负性事件时是否产生预期消极情绪，还应该探讨情绪的其他成分与跨期决策的关系，以及唤醒如何与这些其他成分相互作用来调节价值。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躯体情绪动作与非情绪动作在早期自动化加工中的分离”（3196018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