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去全球化问题再度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多位学者提醒，去全球化趋势可能给世界经济造成损伤，保护主义不是经济低迷和波动的“解药”。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放缓

　　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A. 欧文（Douglas A. Irwin）介绍，全球化包含许多元素，如人员、贸易、投资、数据、思想、技术等的跨境流动。全球贸易是反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恰当指标。如果以世界进出口总额与世界GDP之比来计算全球贸易开放指数，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贸易开放指数高达61.1%。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慢全球化”时期到来并延续至今，贸易开放指数也不断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的数据显示，2009—2018年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长3.5%，明显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7.6%。世界贸易组织称，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了0.1%，预计2020年将下降1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将下降11%。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全球价值链推动了1990年以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这种贸易拉动式的增长模式还面临两大威胁：一是新技术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造成全球价值链的收缩或分裂。

　　欧文认为，一些国家的政策转向是国际贸易疲软的重要原因。例如，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做法，使美国远离贸易自由化、走向保护主义，并将贸易壁垒扩散至更多地区。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表示，在美国的不良示范作用下，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将保护主义作为实现单边利益的“武器”。

　　疫情冲击全球化发展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国际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教授彼得·A. G.范伯盖吉克（Peter A.G. van Bergeijk）谈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流感的爆发已经显示出病毒给全球化造成的影响。

　　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准备不充分、国际合作力度不足反映了去全球化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即个别大国抛弃了支撑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原本这些规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稳定和平的发展体系。但当时全球化的助力者，例如美国和英国，现在却成为全球治理的破坏者。如果说英国退出欧盟是一个严重失误的话，那么美国频频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导致该机构首次“停摆”、在新冠肺炎疫情未平息时宣布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则可谓严重的灾难。

　　范伯盖吉克告诉本报记者，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无疑是跨境旅游业，而这是过去十年里全球化少数几个持续增长点之一。他预计，在一定时期内，跨国人员流动将减少，但商品贸易将较快恢复。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现全球价值链断裂的严重性，未来或将出现内包增加和供应链多元化。虽然当前世界经济的开放性远低于预期，但仍明显好于20世纪30年代。现今社会的开放程度比过去要高得多，互联网带来了空前的联通性。

　　欧文表示，疫情正在改变各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看法，驱使一些国家重新考虑贸易依存性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Phil Hogan）在欧盟贸易部长非正式会议上表示，需要思考如何确保欧盟的战略自主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澳议会称，过去几个世纪里，开放贸易一直是澳大利亚繁荣的核心因素，但同样需要仔细审视国内经济主权。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未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造成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一个空白，而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缺失可能将加速以邻为壑政策的出现。

　　去全球化是错误“疗法”

　　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因担忧国内生产能力不足而出台了出口禁令。欧文提醒，此类政策将加剧物资短缺，因为保护主义并不能替代物资储备和应急响应，而近些年国际社会在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较薄弱。埃雷罗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全球化必将损害世界经济，它会削减因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的体量。去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将是贫困国家，特别是那些储蓄水平较低的国家。

　　范伯盖吉克认为，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族主义盛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可能起了不良示范作用。美国持续干扰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对此，其他国家需要保持冷静。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表示，全球互联性持续增强一直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是否已达到最高峰，如果已达到，我们应该拥护还是抵制它接下来的发展。人员和物品的跨地区流动贯穿人类历史，不同的是流动规模、速度和多样性的变化。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个人开始将全球化视为“净风险”。例如，国际贸易可使出口国的相关企业和行业工资上升，进口国消费者购买到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商品，但也会冲击进口国本国生产者，引起失业。因此，进口国反对自由贸易，呼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公平的”或“受管控的”贸易的呼声不断涌现。大量人口跨境流动曾经是被接受甚至受欢迎的。外来移民为美国在经济、科学、文化领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现今许多美国人对移民持警惕态度，认为移民在就业、公共卫生、安全、文化方面对美国公民构成威胁，许多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这些因素都催化了去全球化趋势。

　　在哈斯看来，关闭国门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应对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挑战需要有效的共同行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全球治理的形式应该根据具体的全球性挑战以及有意愿和能力开展合作的国家的情况而设置，但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显然不是可靠的政策道路。全球化是一个无法被忽视或否认的现实，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最佳的方式去面对。全球化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加以管理的现实，但去全球化是一个错误的“治疗方案”，它将引发比“疾病”本身还要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