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2月出版了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教务长克莱尔·克雷格（Claire Craig）和英国剑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萨拉·狄龙（Sarah Dillon）合著的新书《听故事：叙事证据与公共推理》。在一些尚存争议的领域，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公众的知识水平影响公共推理。通过分析“故事”作为一种叙事证据在这些领域所起的作用，克雷格和狄龙建议人们充分利用故事来推动公共推理，并重新思考公共人文科学的内涵。两位学者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了这部新著的核心内容。

■萨拉·狄龙 受访者/供图

■克莱尔·克雷格 受访者/供图

　　聚焦故事的认知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探究故事在公共推理中的作用？

　　克雷格：近些年发生的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例如金融危机、英国“脱欧”公投、新冠肺炎疫情，令我们感到亟须重新评估故事的价值、力量和重要性。《听故事》汇集了关于故事与人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故事如何影响公共推理和决策。

　　故事能帮助个人认识世界和他人。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一个缜密的思维框架，以理解故事的认知价值以及故事能以何种方式丰富公共推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听故事》中，您是如何定义“故事”“叙事证据”“公共推理”的？

　　克雷格：这本书借鉴了其他学科的一些术语和实践经验。每门学科、每种实践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它们有时使用自己学科专有的词语；有时使用与其他学科相同的词语，但表达的意思各不相同；有时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我们还引入了少量新词，以指代与“听故事”有关的新想法、新概念。这本书的一个亮点是结尾处的词汇表。这份词汇表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为什么使用、怎样使用某些词语，以及某些对读者来说可能更熟悉的词语为什么没有被使用或者没有以他们熟悉的方式使用。

　　我们将“故事”定义为“对发生之事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叙述”，其中包含具有能动性的实体。故事可被分享和传播，其形式和内容能够引发情感和认知；它可以是文本的，也可以是非文本的。

　　“叙事证据”可以被视为专家行为的产物，包括对故事的直接批判性评论和对其他人如何吸收故事的批判性评论。批判性评论意味着清晰明确的观察、分析、思考。“听故事”是收集“叙事证据”以启发决策（尤其是公共推理和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叙事证据”是“听故事”的成果，是多元化证据基础的一部分。

　　“公共推理”则是借用了美国哈佛大学科学与技术政策教授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在《科学与公共理性》（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一书中对“公共推理”的定义，即在政府主导下，构建公共理性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新书中提到，故事有四个功能，请您展开讲讲这四个功能。

　　狄龙：我们聚焦于故事的四个认知功能，这些功能主要与系统和集体相关，而非和个人相关。第一个功能是提供新观点，以启发政策讨论和设定相关框架。例如，很多关于外星智能的故事传递了这样一个讯号：随着机器学习等新技术问世，智能或将以多种方式被重新定义。有些故事探索了分布式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肤浅地将思考局限于类人实体（humanoid entity）。已有作家开始将存在交叉点但通常由非常不同的专业领域来研究的政策议题联系起来，例如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

　　故事的第二个功能是创造集体身份，“听故事”则以新方式探索这些身份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例如，“听故事”可以揭示某一领域研究人员的集体特征，进而说明故事、身份和研究课题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对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方向以及领域构成有何影响。也就是说，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各个社会群体，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认识社会规范及其正在经历或可能经历的变化。

　　故事的第三个功能是建模，它为解释和理解赋予了可能性。一方面，故事可以为非叙事模型（non-narrative model）的创建和使用提供帮助。例如，可采用故事情节法对极端天气事件进行计算建模；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研究中，故事也可作为科学模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故事本身就具有叙事模型（narrative model）的功能。例如，美国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在小说《极光》中设想了零浪费世界的社会和行为条件模型，涉及如何平衡物质循环、需要什么类型的治理和技能等。

　　在某些情况下，故事可能是在集体层面上透彻地思考复杂系统潜在行为的唯一方式。故事不提供科学知识，但对于尚无相关科学知识的事物，叙事证据使代理推理（surrogative reasoning）成为可能；对于人们已经通过科学手段认识的事物，故事提供了另外的视角和对待方式。

　　故事的第四个功能是构成一种新形式的预测。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 Lillo）等人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中的金融动荡在21世纪发生；英国作家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在1957年出版的末日小说《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武器摧毁了北半球，少数幸存者在南半球等待致死的放射性沉降物飘来……《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间接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对核军备的态度，如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

■资料图片

　　推动公共人文科学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故事”能给公共推理带来哪些独有的益处？是否也存在相应风险？

　　克雷格：我们写作《听故事》的用意是赋予人们更具批判性、更仔细地倾听现有故事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正在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人类需要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转变行为模式、适应新环境。为此，需要借助一切可能形式的证据。对于科学证据尚不充足的重要问题（例如复杂系统的组成和运行、极端破坏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或包含多个维度的问题（同时涉及社会和文化事务以及物理、技术和工程系统），“听故事”有助于找到新的推理方法。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创建并使用叙事证据以补充科学证据，建立起更强大的公共推理模式。

　　故事具有强大的劝说效果，被不当使用或产生不受控后果的风险已经存在。《听故事》正是为了找到新方法来管控这些风险，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真相和谎言。有些人可能担心叙事证据会取代或扭曲、破坏科学证据。为避免这一担心，我们强调叙事证据必须作为多元化证据基础的一部分。另外，对于人文科学学者来说，扩展人文科学是什么、做什么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将是一个挑战。

　　可以想到，在不同国家背景下，考虑到决策体制和结构、故事文化遗产方面的差异，我们在《听故事》中的论证应被因地制宜地采纳。我们希望这项工作由具备合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来完成，也期待与其他学者交流合作，开展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理解公共人文科学（public humanities）这一概念？

　　狄龙：公共人文科学的含义非常广，它经常是在实践中被定义的：学术人员向学术界之外的公众传播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举动。有时，公共人文科学还涵盖在研究设计和调查阶段邀请公众参与的人文科学研究活动，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具互动性、互惠性。例如英国的全国性人文科学节“作为人”（Being Human）。它由英国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合作举行，展示人文研究的价值和相关性，鼓励更多英国公众参与人文科学。

　　在更广的意义上，任何在理论或实践中证明人文科学的公共价值的工作都可视为公共人文科学。它可以是科学传播、科研合作，也可以是对人文科学的历史、当下、未来以及人文学科与广大公众之间关系的知识性探索，还可以包括普通民众、商业机构、政府、非人文科学学者与人文科学的接触、对人文科学的思考。目前，公共人文科学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向非学术人群传播人文科学知识，这无疑对公共人文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复杂化和先进化构成了阻碍，限制了其发展可能性。《听故事》为人文科学参与并启发公共推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推动了公共人文科学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叙事”是一个极为常见的概念。在学术范畴内，“叙事”与“故事”的区别是什么？

　　克雷格：我们基于英语学术文献，就各学科对“叙事”的使用作过大规模的文献综述。一般来讲，当研究人员希望严肃认真地探讨“故事”，并且或直接或含蓄地论证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时，他们似乎倾向于使用“叙事”而非“故事”。不过，“叙事”与“故事”在本质上是同义词，它们的定义不存在冲突。那么，为何这两个词被用在不同的语境下，且“叙事”比“故事”更常用？我们的看法是，首先，“叙事”听起来更加郑重，可以让讨论的话题更显严肃。其次，使用“叙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有关非虚构与虚构、真实与非真实的复杂问题，而“故事”更多时候与虚构、非真实联系在一起。

　　我们为新书取名“听故事”正是因为“故事”比“叙事”更接近虚构，可以泛指文学和影视作品、社交媒体、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及其他形式的资料中人们编造（凭想象创造）的内容。通过使用“故事”一词，我们想强调，无论是更靠近“虚构”的故事，还是更靠近“叙事”的故事，严肃认真地对待故事都能产生认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