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8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0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执意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就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措施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M. 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近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称，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角逐最终取决于经济。人们可以谈论“软实力”、特定领导人的才能、“国民性”的重要性、机遇的作用等，但归根结底，一个国家保卫自己和塑造更友好外部环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经济实力。要成为大国，需要丰富的人口资源，也需要大量财富和多元复杂的经济格局。过硬的经济实力使得一个国家能够研发、制造尖端武器，训练出一流的军队，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丰富本国民众的生活，并产生可用于在世界各地建立影响力的财富盈余。而中国无疑具备这些条件。

　　沃尔特认为，中国过去40余年的经济表现是非凡的，任何一个富有智慧和判断力的经济学学者都不会相信中国经济会如同西方“唱衰”的那样开始恶化并跌出大国行列。轻视中国将是一个冒险的“赌注”，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技术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电动汽车工业的表现也遥遥领先，有多家世界顶级建筑公司来自中国。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仍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参与者。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措施会奏效吗？沃尔特对此回应道，拜登政府希望通过遏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相关技术的能力，来维持美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技术优势。尽管有美国官员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宣称这些措施仅出于美国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但其真实意图似乎是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

　　关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经济战”有何长期后果，沃尔特表示，即使只是对中国实行部分“脱钩”也不会永远没有成本。事实上，技术壁垒从来都不是100%奏效，相关限制措施反而会延缓美国技术创新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只会给予中国巨大的自主创新动力，促使中国在技术领域更加自给自足。

　　此前，《外交政策》杂志曾刊文称，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对其对华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一些知名人士呼吁美国做出更大努力，让中美形成“实质性的共同目标感”。文章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和政治主导地位构成了亚洲战略秩序的基础，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对此都过于乐观，错以为这一情况会无限期地在未来得以持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荣休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评论道，当前的中国希望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并相信自身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那么，美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有三个基本选择：投入于中国崛起对其构成的“挑战”并试图维持其曾经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中国；放弃任何在亚洲的重大战略角色。美国的本能反应是第一种选择——这正是“重返亚洲”战略的初衷和目的。如果美国想延续亚洲战略旧秩序，它将不得不接受与中国的一场非常严肃的竞争，这正是一些美国政客目前所主张的。然而，虽然当前的美国仍然很强大，但中国的崛起在许多方面比以往的任何竞争者都更加不容忽视，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速度很可能超过美国。到那时，中美竞争升级的代价和风险都会变得相当高。因此，这些美国政客们应当扪心自问：是否值得为了保住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付出中美竞争升级的代价？

　　怀特写道，美国需要平等对待中国，才有可能达成任何协议。遗憾的是，过去的美国从未平等对待过任何国家。若美国不改变其对华态度，将只能面临第三种选择：从亚洲离开并放弃其在亚洲的角色——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状况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如果美国打算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就必须将中国视为平等的另一方。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只有携手合作，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实现双方共同利益。

　　（白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