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的问题上，人常常会“翻车”。其实，法律也是如此。纵观法律史，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在20世纪禁酒，后又开禁，弄得灰头土脸。例如，1915年冰岛禁酒，1922年开禁（啤酒除外）；1918年加拿大禁酒，1920年开禁；苏联1985年禁酒，1987年又被迫开禁。更有意思的是匈牙利：1919年3月21日禁酒，当年8月1日开禁，只持续了四个多月。

　　在禁酒“翻车”的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禁酒用的不仅是立法，而且上升到宪法。这是现代宪法第一次与酒正面交锋，或许也是唯一一次。而在此次交锋中，宪法完败。

　　故事的焦点是1920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规定，美国全国范围内禁止酒类酿造、销售和运输。随即，顶着威尔逊总统的反对，参众两院通过了《全国禁酒法》，细化了修正案的规定。究竟什么算“酒”呢？《全国禁酒法》是这么界定的：酒精含量0.5度以上的所有饮料。也就是说，不但禁止烈酒，而且禁止几乎所有低度酒和酒类饮料。按照这个标准，啤酒不行，今天便利店里常见的低度果酒或是菠萝啤酒之类也都不行；甚至今天中国人炒菜用的料酒也不行。由此可见，美国当时的禁酒令有多严。可能有人会问，一向被认为推崇个人选择的美国，为什么会这么严格禁酒？

　　简单来说，19世纪的美国人，喝酒真的很猛。据统计，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均酒类消费量是2000年的两倍，有时甚至更多。这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切和道德层面的恐慌，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宗教原因。众所周知，美国有很强的新教传统，而新教对于个人品行和生活操守要求严格，甚至有禁欲主义传统。19世纪，酗酒导致的家暴、嫖娼和赌博等问题，引发了虔诚的新教徒的反对。这些教徒发起了禁酒运动，甚至促进缅因等一些州通过法律禁酒。这些主张禁酒的人被形象地称为“干派”（drys），他们认为酗酒乃是欲望和罪恶的集中体现。反对禁酒的则被称为“湿派”（wet），主要以天主教徒和新教里的路德宗为代表。干派与湿派的斗争一直持续。

　　二是女性主义。酗酒导致的家暴让女性愤慨。于是，女性运动开始和宗教组织及其他进步力量联合，成立了女性基督徒禁酒联盟（WCTU），获得了越来越多女性的支持。曾任WCTU主席的威拉德（Frances Willard）曾在演讲中突出“酒鬼的妻子”这个意象，描绘了男人喝酒回家暴打老婆孩子的场景，认为禁酒是“一场母亲和女儿、姐妹和妻子的战争”。而且，19世纪末正是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时代，政客们为了争取女性选票，往往选择支持禁酒。

　　三是工业化进程。随着19世纪下半叶美国全面工业化，大量男性开始进入工厂。与农业社会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相比，工厂的环境更加机械化和纪律化。产业工人在巨大压力之余，自然少不了喝酒解闷。然而，这又导致旷工误事常有发生，影响生产效率。因此，福特和卡耐基等工业巨头也支持禁酒。此外，作为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产物，汽车走入千家万户。相比马车时代，酒驾开始变得更加危险。这也引发了社会层面对酒的恐惧。

　　四是族群因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进入美国。这些新移民特别爱喝酒：德国人爱喝啤酒（更擅长酿酒），爱尔兰人爱喝威士忌。新教徒认为这些新移民道德败坏，于是禁酒又跟本土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起初，德国移民还组织了反对力量，成为“湿派”的主力，反对禁酒。然而，一战爆发后，美国和德国成为敌人，德国移民势力在美国受到打压，德国的形象也开始被丑化，“湿派”力量开始式微，禁酒的呼声也随之占据了主流。

　　万涓细水终究汇流成海。禁酒令通过之前，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中，酒集合了一切罪恶因素，酗酒象征着各类纵欲行为。于是，以道德的名义，以宪法的权威，美国开始禁酒。禁酒令通过之后，联邦政府当年就派了1500多名警察来执法。支持者坚信，禁酒令必将像其他宪法修正案一样永世长存。被称为“禁酒令之父”的参议员谢泼德（Morris Sheppard）甚至放言，废除禁酒令就像“一只尾部绑着华盛顿纪念碑的蜂鸟飞往火星”一样不可能。

　　然而，中国古话说得好：“徒法不足以自行。”禁酒令的效果很不好。毕竟，虽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喝酒，但也不是所有人一辈子都能滴酒不沾。人们总有开心或郁闷的时候，总在相聚或孤独的时候想喝点。喝酒虽然不是刚需，但总是有需求的。禁酒其实不是跟喝酒作斗争，而是与人性作斗争。然而，法律并不能把所有人都变成“圣徒”。

　　有需求，就有供应。要想从源头禁酒，难于登天。毕竟，酿酒技术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只要有酵母，自己在家也能酿，更不用说还有地下酒厂。政府的监管不可能时时刻刻无死角。于是，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地下酒庄，私酿盛行。但这又引发了新问题：由于私酿技术参差不齐，大量假酒和劣酒泛滥，反倒危害人民健康。

　　禁止运酒也很难。不让国内运，就从国外运。当时，加拿大和墨西哥等邻国，乃至欧洲国家，并不禁酒。而且，由于美国禁酒，这些国家的酿酒产业发展壮大起来。于是，从加拿大和法国等走私酒类进入美国越来越普遍。为了对抗执法人员，大量黑社会势力也因此崛起。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人公就是靠贩私酒，从穷小子变成了“新钱”。经典电影《教父》里的黑帮柯里昂家族也是以私酒发家。这种走私行为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国际争议，以至于丘吉尔说美国禁酒令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侮辱”。

　　禁止销售则更难。明面上关酒吧酒馆，那就转入地下。很多黑酒吧应运而生，而且产生了黑话称呼，叫“Speakeasy”，就是窃窃私语的意思。类似于说，酒鬼钻进一家小饭店，跟老板小声说“有没有果汁”，老板小声说“有的”，于是开始交易。地下酒吧还会专门弄个看门人，用来辨别警察。而且正因为是偷喝，反倒让人喝得多。不仅老百姓如此，就连哈丁总统也在白宫里弄了个私人酒库，而且一直是满的，哪怕他当参议员时曾投票支持过禁酒令。

　　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酿酒贩酒买酒现在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黑市里酒价提高了，喝酒变贵了。这引发了连锁效应：很多人为了暴利开始投资地下酒业，酿酒的、走私的、贩卖的，全都来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开始发展起来，而且伴随着黑帮的保护和对政府官员的贿赂，腐败因此愈演愈烈。

　　这还没完。由于卖酒转入地下，酒类不用上税，地下产业的整体收入提高了。与之相应，政府却失去了每年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讽刺的是，为了打击地下产业，政府每年还要增加财政投入，简直是“开源节流”的反面。一通操作下来，政府越来越穷，黑帮头目和腐败官员越来越富。雪上加霜的是，禁酒令推行后不到十年，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美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还有更离谱的。法律都有例外，禁酒也不例外。比如，依照法律规定，医疗用途的酒类不受限制。于是，这个例外很快被酒鬼利用：要喝酒，就找医生开处方，去买威士忌；甚至很多人装病要酒喝。最终的后果是惊人的：据统计，禁酒令出台后，一年内医用威士忌消费超过450万升，十年内医生通过开“假”处方赚了大概4000万美元。

　　总之，禁酒令推行之后，该喝的人还在喝，而且代价更高。有钱有势的人总能搞到酒喝而不担心，平民和穷人反倒喝不到了。喝酒成了特权，社会更不平等了。原先酗酒导致的家暴和赌博等老问题还在，黑社会和腐败等新问题反倒增加了。最后，美国人再次民怨沸腾，终于在1933年通过第21条宪法修正案，废除禁酒令。美国建国200多年只通过了约27条修正案，禁酒和开禁就占了两条。

　　禁酒令的例子表明，如果立法者把崇高的道德理想直接转化为法律，不仅会导致无法执行，而且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立法没法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反倒有可能危害社会。古罗马法谚有言：“法律不强人所难”，正是此意。

　　当然，这里说的是针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规则的情况，并不代表法律不可以对特定人群设置高标准。对于特定的职位和职业，是可以而且应该从严要求的。但要制定面向一般大众的法律，就要特别考虑是不是容易遵守、是不是符合常人标准、是不是符合普遍人性。《孙子兵法》有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打仗如此，立法也是如此。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