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与经济发展、政治秩序和治理质量密切相关。税收和财政能力决定着饮用水、医院、道路系统、公立学校等重要工程的质量，关系到国民的福祉和健康。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政治学系副教授亚历山大·李（Alexander Lee）和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杰克·佩因（Jack Paine）在期刊《国际组织》上联合发表了论文《巨大的税收分歧》。李和佩因发现，尽管西方通过长期的财政创新建立了更完善的相关基础设施，在1913年以前，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收缴财政收入的能力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

　　在李和佩因看来，过往税收学者研究欧洲早期财政收入所用到的数据缺乏代表性，导致学界对英国提高财政收入的历史概述过于笼统。英国政府早在18世纪就发展出了高效率的财政收入收缴能力。1803—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增加财政性税收的需求大幅度提升。因此，学者们假定，其他受到拿破仑战争影响的西欧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也采取了与英国类似的财政收入方案。然而在佩因看来，英国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是欧洲提高财政收入方案的开创者。

　　2015年，李和佩因着手研究西方殖民主义对新独立国家收缴财政收入能力的影响。这份研究所说的“西方国家”，特指除去比利时和几个较小国家之外的西欧国家，再加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研究人员收集了19世纪至21世纪18个西方国家和76个非西方国家的财政数据，并意外发现了一种被学者忽略的现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收缴财政收入的能力并无明显差别。诚然，当时许多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在收缴财政收入方面落后于欧洲，但与20世纪的标准相比，这些差异仍然很小。举例来说，1913年，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财政收入高于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如今以高税收闻名的丹麦，其1913年的人均财政收入却少于特立尼达、多巴哥、南非、马来西亚、古巴和巴拿马。美国的人均财政收入甚至低于上述任何国家，只比牙买加稍高一点。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的收缴水平上出现了巨大差异，并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扩大。例如，在2010—2019年间，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平均占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3%，而非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仅为27%。李和佩因认为，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很多非西方国家，二者在人均财政收入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研究人员表示，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出现的持续而高强度的财政收入收缴现象，与西方社会对政府积极作为（如全面改善各项公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其他客观因素包括收缴财政收入的政治意愿变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各参战国找到了更强烈、更明确的收缴动机，尽管收缴过程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最后，西方国家提升了官僚制度的行政效能，增强了财政能力。他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充分掌握人口数据、充分了解政府可以对哪些人课税和收缴财政收入以及缴纳的数额时，财政收入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