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建立首个用于抄收新闻电讯的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部新闻电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电台。此后，作为通讯社“基础设施”的新闻台，与通报台和广播台一道，共同支撑起新华社电务工作的主体架构。

　　新闻台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开展的外电抄收工作，不仅充当党的新闻机构主要外电信源，更是长期处于信息封锁环境下的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进而作出战略决策与战略部署的重要依托。考察新华社新闻收讯工作的发展演变，可从一个侧面重新审视新华社的红色历史和红色品格，亦可触及新闻史研究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线电新闻收讯工作。

　　无线电新闻收讯工作专门化 

　　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队系统一直保持设置新闻台的传统，但总体上，主要用于军事作战目的，其抄收新闻电讯既不成体系，也不甚专门化。1931年11月，党在中央苏区创办了机关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受制于技术设备条件，初期的红中社无力承担外电抄收工作，相关工作仍由红军无线电部队完成。直至1933年5月，鉴于新闻收讯任务日益繁重，原在中革军委总部电台第六分队工作的岳夏，受命建立专门抄收新闻电讯的新闻台，即红色中华新闻台，正式开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新闻收讯工作的“专门化”历程。

　　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红中社仍继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直至电源和器材无法维持工作才终止。到达陕北后，红中社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恢复工作，继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并据此为中央领导编写“参考消息”。1937年1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的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开始以更加系统、专业的方式开展无线电新闻收讯工作。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相继发展起来的新华社系统、军队系统及地方党报系统所属的新闻台，共同架构起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无线电新闻收讯网络。其中，新华社新闻台无疑是这一系统内最具专业性的枢纽和躯干。管理体制上，新闻台或相关机构（如1946年后的新华社电务处“收讯科”），长期由新华社与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中央军委三局共同领导，直至新中国成立。

　　新闻收讯工作的双重使命 

　　做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根本宗旨。自大革命失败至新中国成立，党的机关通讯社新华社，一直充当着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它通过昼夜不停的无线电新闻收讯与译电工作，为党中央的政治军事决策提供了大量及时且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新闻情报”。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新闻台将国民党中央社每天播发的明码电讯抄收后，直接送红中社，由谙熟电码、绰号“李本子”的译电员李柱南转译后，编印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军委负责同志参阅。

　　长征途中，红军新闻台所抄收的新闻，特别是苏联塔斯社的英语电讯和日本东京的日语电讯，对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状态的红军统帅机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时领导机关的同志在爬雪山、过草地前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时，常引用新闻台抄收的国际新闻，以此鼓舞全体指战员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念。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在晚饭后到新华社驻地，询问新闻台当日抄收了何种有价值的外电。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时，曾提到，“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收来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的”。胡乔木也指出，新华社通讯业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了解国内国际的大事。

　　对于无线电新闻收讯工作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一些年轻报务人员在入职新华社之初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才发觉其重要性。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个别年轻报务员向往进入前方部队，对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有些不太情愿。1941年冬，在欢迎十几名八路军通信学校毕业生入社的欢迎会上，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的杨松对他们强调：“你们电台的工作，使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

　　新华社抄收的新闻电讯是中央领导人的重要“参考资料”。当时，由新华社新闻台抄收的各类电讯，经译电、编辑加工后编印成《参考消息》，清样不待校对，即送毛泽东处。凡抄收重要新闻，时任副社长吴文焘会坐到机器旁，看着报务员抄报。兼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也时常到新闻台了解最新战况。据吴文焘回忆，1942年10月11日下午，博古到他的窑洞，让新闻台收讯人员把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新闻电讯都拿给他。第二天，《解放日报》即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著名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将范长江率领的番号为“四大队”的新华社分队带在身边。“四大队”承担了四项主要任务，一项即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一项则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陕北转战的一年里，“四大队”每天抄译厚厚一叠中外电讯稿，均及时报送中央领导人审阅。

　　新华社抄收的各类新闻电讯是中共新闻系统最为重要的外电来源。1933年，红色中华新闻台成立之初，仅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此后，随着新华社新闻台收讯能力的提升，已能抄收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英国新闻处、法国新闻处、日本共同社等播发的电讯，编译后供全党报刊使用。

　　在新闻台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1941年7月以后，新华社总社与分社间联系的无线电联络节点——“通报台”也陆续建立，再加上各新华总分社、分社及地方党报新闻台的设立和完善，新华总社新闻台抄收、编译的各类外电，已可及时、顺畅地传输到全党无线电新闻网络。

　　新闻台对“新华精神”的书写 

　　回望新华社在革命战争年代走过的足迹，那些幕后默默奉献的技术人员同前台的采编群体一道，共同书写了“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

　　器材是战争年代困扰新华社无线电收讯工作的最大难题。最初，新华社用于抄收新闻电讯的收报机，只有三灯机或四灯机，效率低，音量小，严重影响收讯质量。而缺少英文打字机，则严重影响抄报速度。原始的耳听手抄方法，一般只能每分钟抄下80字（当时国际上采用机器发报，速度为每分钟170—180字）。另因敌人封锁，收报机电池长期匮乏，不得不自制手摇发电机。

　　新闻台报务员群体的学历普遍较低。他们短时间在八路军通讯学校学会收发电报技术，即被分配到新闻台工作。他们抄收中文报时尚且不存在语言障碍，抄收英文报时则显得捉襟见肘。因不识英文单词，只能机械地抄下一个个“孤立”的字母，而不知其含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困扰的克服与解决反映了新华社新闻台工作人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贡献。

　　二战爆发后，国际新闻受到党政军负责人和普通读者的密切关注。新闻台报务员们夜以继日地抄收外国通讯社用机器高速发出的新闻电讯。“上阵”之前，为避免抄报过程中削铅笔耽误时间，他们每人手握一把铅长达半寸以上的铅笔。一戴上耳机，便专心致志地随着“嘀嘀嗒嗒”的信号飞笔抄写，硬是把使用机器发的、自己并不认识的电讯抄收下来。

　　收讯工作中，新闻台报务员表现出令人感佩的奉献精神和专注态度。红色中华新闻台创建时，只有两名专业人员，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因紧张和劳累，台长岳夏常常在睡觉时出现晕厥。延安时期，因为工作任务重，报务人员常常晚上都在机器旁工作。而为保证重要消息的抄收，特别是在收讯条件欠佳的情况下，他们除用右手抄报外，左手还要放在收报机度盘上不停地调整机器。声音过小时，左耳需紧贴在左臂上抄报。新华社新闻台报务员不舍昼夜地挥洒汗水，为人民新闻电讯事业作出了重大奉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20&ZD3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