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是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和秘密战线成绩卓著。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父亲早年参加同盟会。8岁时跟着母亲前往上海，到启明印刷所当学徒。1923年，进入进步知识分子云集的立达学园学习，师从胡愈之、赵景深等。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结识了楼适夷、潘汉年、陈望道、田汉、周扬等许多后来成为重要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物。1928年，袁殊留学日本，研读新闻学。回国后他希望从事新闻工作。但当时的上海充斥着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办的外文报纸，其中相当多报纸服务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目的，中文报纸则由军阀等把持，报纸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新闻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们操弄的工具，新闻队伍鱼龙混杂，很多记者对这些人惟命是从，以致于新闻职业道德沦丧。

　　为改变上海新闻界落后状况，在陈望道、谢六逸、任白涛等师友的支持下，袁殊于1931年3月办起了《文艺新闻》周刊。他在发刊词中强调，“《文艺新闻》，是要在文化的进程中，服役于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如一般新闻纸之社会的存在一样，成为专门于文化的有时效之新闻纸。以绝对的新闻的立场，与新闻之本身的功用，致力于文化之报告与批判。”起初，《文艺新闻》政治色彩并不突出，但这份报纸引起了“左联”的注意。在冯雪峰的建议下，楼适夷凭借之前与袁殊的关系，代表“左联”进入《文艺新闻》工作。酝酿成立“文总”时，袁殊作为新闻界代表成为“文总”的五个常委之一。1931年10月，袁殊经潘汉年、王子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文艺新闻》在后期已经成为“左联”的外围机关刊物。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袁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观，接受了为劳苦大众说话的新闻理论，强调“新闻是为大众，属于大众的”，“凡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要的，有文艺的新闻价值的一切，皆为文艺新闻工作的对象。文化的主人是大众，《文艺新闻》的主人亦是大众”。

　　这种新闻观在办报过程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广泛报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动，反映进步文化思想。《文艺新闻》发表了鲁迅、瞿秋白、夏衍等一批进步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顶住巨大压力，最早刊登“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并发表赞扬殷夫的《白莽印象记》、纪念胡也频的《我在怀念着也频》、报道丁玲演讲的《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以及美国人哥尔特主编的《新群众》杂志为“左联五烈士”遇害而致全世界书，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第二，举办读者联欢会，团结进步青年。在读者联欢会上，下层穷困的文学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到《文艺新闻》交流思想和生活及创作感受。第三，1931年11月，成立《文艺新闻》演剧部，即“曙星剧社”。袁殊、楼适夷等创作了《工场夜景》《活路》《SOS》等反映下层群众生活的剧本，受到郁达夫、钱杏邨等人的高度评价。曙星剧社确立了“与活的现实相结合，与活的抗争相结合”的演剧原则，与“剧联”基干剧团大道剧社等合作，深入工人区、市郊开展演出，成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袁殊去各大学演讲，提倡以“新兴阶级的新闻科学”办校报，以影响学生的思想，形成左翼舆论中心。袁殊的讲话和文章，如《上海报纸之批评》《向街头的女性》《现代学生与现代新闻》《中国学校新闻之片记》等，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1932年由“左联”领导的湖风书局出版。第五，《文艺新闻》经常报道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例如，开设“街头音乐家”类的专栏，同情人民的疾苦，谴责旧制度的黑暗。第六，《文艺新闻》提倡工农通讯员活动，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的文艺通讯运动奠定了基础。《文艺新闻》的发行量从最初的3000份，增长到5000份，最后达到将近10000份。读者包括关心左翼文化的青年、一般文化界人士、受好奇心驱使关心文坛新人新事的人，以及左翼青年，如店员、学徒、学生等。1932年6月，《文艺新闻》出版第60期后停刊。

　　1931年10月，“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以《文艺新闻》编辑、记者为核心成立了。该会“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为宗旨。1932年，袁殊以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之名呼吁，“新闻界全体在业的同志，赶速的集合、组织起来，从研究到行动，负起新闻界对社会所应负的任务”。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左翼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32年3月，“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以下简称“记联”）成立，成为党领导的进步组织之一。记联创办中华新闻社，编辑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集纳”是袁殊对英文“Journalism”一词的翻译，为“集中采纳”之意），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活动，并组织记者采访，为国内外了解党的主张、粉碎国民政府的所谓“文化围剿”作出积极贡献。1936年，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记联停止活动。

　　除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袁殊还组织了“记者座谈”。《文艺新闻》终刊后，袁殊转到新声通讯社当跑政治和外交新闻的外勤记者，在那里结识了恽逸群，两人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34年，袁殊、恽逸群、吴半农等组织起“记者座谈”。开始参加“记者座谈”的只有几个人，后来增加到几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各报纸和通讯社有影响的跑政治和外交新闻的记者。“记者座谈”起到了广泛团结上海记者的作用，袁殊提倡的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也逐渐被接受。“记者座谈”组建后不久，吴半农说服其供职的《大美晚报》开办《记者座谈》副刊，刊登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与操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业，以及介绍世界各国的新闻业。该副刊是从新闻专业出发，而非直截了当地批判国民党、批判帝国主义。至1936年5月停刊，《记者座谈》共出了89期。副刊上的文章汇集成《记者道》（群力书店，1936年），恽逸群为该书作序，号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将报纸从麻醉大众、欺骗大众的工具，转变为指导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

　　1937年11月，袁殊、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 希望把更多的进步记者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和民主宣传。由于发起人大多是“记者座谈”的核心成员，因此“记者座谈”通常被视为“青记”的前身。在革命斗争中，这一进步组织培养了大量优秀记者，为宣传报道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青记”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此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新闻出版事业汇入到生机勃勃的新中国文化事业中。

　　袁殊对于左翼记者群体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左翼新闻理论。“为大众说话”的新闻只是袁殊对于其新闻理论阐释的表象，他的新闻理论包括用“集纳”一词取代“新闻”，从而彻底颠覆当时盛行的新闻理论框架，还有袁殊引入了苏联新闻观、当时上海盛行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等。

　　检索报刊资料往事，回顾腥风血雨的年代，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袁殊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勇于践行学术理想，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