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物质文化史和艺术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柯律格的论述角度与观点较为新颖，尤其是其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如关于“物质文化”“图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阐释方式，引起了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的关注。当下，图像的大量生成与传播不可避免地对造型艺术发展产生影响，而柯律格对于图像时代造型艺术的研究，为当下造型艺术的创新实践提供了一种理论帮助。

　　关于“物质文化”“图像文化”“视觉文化”的阐释方式

　　柯律格早期致力于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现状研究，《长物志》即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长物志》一书中认为，“物”在晚明时期的文化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书法、青铜器、玉雕等文玩用品即是物的具体表现。在该著作中，柯律格主要借鉴社会文化理论的学问方法，从物品的视角切入艺术史的研究，阐述这些物品如何成为晚明文人的消费品，以及这些消费品在晚明社会中的价值和寓意等。

　　在《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中，柯律格以“图像文化”和“视觉文化”作为研究方法切入明代的艺术品领域。诚如作者所言，“本书写作之时，英语国家的艺术史学界正热衷于‘视觉文化’的讨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围绕以下问题，即有哪些物品或是哪一类图像，此前不被重视，而今却应纳入新近得到扩展的艺术史研究中去。因此，本书以‘图绘’这一范畴来连接绘画作品和印刷作品以及诸如陶瓷或漆器这类物品上的图像，这可视为是对那场论争的一个贡献”。作者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进入到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语境中，然后再以图像文化的阐述方式，由小及大，反观明代消费时代的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管窥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

　　《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一书的写作模式亦是如此。作为柯律格研究明代中国的艺术史著作，此书将明代历史研究中被忽视的世袭贵族和宗室女性艺术家作为主角，并置于明代文化艺术的中心位置。作者采取个案的阐释方式，通过论述藩国的“藩屏”“王之景观”“晋王之书写”“周王的绘画”“梁王的珠宝”“潞王的青铜器”“灯忆”等七个方面，将藩国的历史与地理娓娓道来，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皇族对明代文化的推动作用，管窥明代的政治文化，可谓以小见大，层层深入，追根溯源，以特殊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艺术、历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文化中的“艺术史”建构及解析

　　《中国艺术》和《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是柯律格运用跨学科、新角度的方法对中国艺术史的撰写。《中国艺术》单从题目而论，其阐释方式似是中国艺术通史的感念解说，然而柯律格并没有延续古老的传统艺术史抑或学术史的概念阐释，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将艺术的解说放置在中国文化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即具体阐述艺术的本质问题，如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身份归属、艺术市场的衍生与生存状态等。柯律格对“中国艺术”的阐释角度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史以时间为序的论述方法，而是将其分为“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生活中的艺术”“市场中买卖的艺术”等五大类，其中还穿插各种历史背景和艺术事件，古今互补，中西互释，循序渐进。

　　柯律格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其《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没有沿袭传统的人物研究方法和传统的书画作品分析法，而是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从“文人社交”“人情礼数”的角度审视文徵明创作作品的情境。在此基础上参照社会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方法，对文徵明的生平历程和艺术作品进行重新审视，进而还原文徵明在活动场域中与社会的建构关系。该书的写作方式和研究角度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个案研究方面有其独特意义，不仅突破了传统个案所重视的“例不十，法不立”研究法则，而且引发了中西学者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如白谦慎所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薛龙春《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都体现出中西社会文化中“艺术史”研究视角的建构历程和影响。

　　柯律格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当代启迪

　　柯律格的学术版图主要是明代的物质文化与艺术史，其学术研究路径从早期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到“视觉文化”“图像文化”的研究，而后转至中国艺术品/史领域的研究，再具体到中国书画艺术的个案研究。他从消费的角度切入，讨论不被主流艺术史所关注的非焦点问题，然而正是这“非焦点问题”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与价值。因而，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住了主流的发展，而绘画与书法作为其中一支，亦是研究的重点所在。此外，柯律格与中国学者研究个案所重视的方法不同，以文人书画家文徵明的个案研究为例，大多数中国学者研究文徵明是通过研究其年谱交游和作品分析，并进行“考证”和“年代叙事”等，而柯律格从文徵明的日常生活出发，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通过阐述文徵明的生活叙事来建构其与社会之关联。

　　相对来讲，柯律格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更看重的是艺术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艺术家的身份、交往、资本等因素，然后作出通感式的阐述与新解。这种跨领域、跨思维、新角度和新方法的研究是柯律格的学术特色所在。同时，这也为中西方艺术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等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开辟了新的路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柯律格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是在某些方面也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甚至诟病。如其著作中存在的言语叙述的通俗化，描述方式的模糊性、片面化，以及论述视角的大众化等问题，尤其是在用讲述的方式阐述“学术专著”与中国学者“斟酌字句”的学术语言可谓截然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西方学者的差异。由于西方学者写作出版的阅读对象多立足于西方读者，缺乏从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加以细证，加之翻译者学术背景的不同，自然也会和作者原本意图有所差别。总而言之，柯律格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由于视角独特、观念前沿和文献扎实等特点，打开了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