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在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上具有“承唐启宋”的历史功能。忽视五代，将使在分析唐宋美学的演进内理时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参照，同样从另一个方面也似乎印证了当下中国美学史书写在唐宋之间缘何发生断层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是由唐入宋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历时较短，且夹在唐宋两大王朝之间，传统史家往往对它采取轻忽的态度。至于它在中国文化、美学及艺术上之创造，至多被视为唐之遗绪或宋之发端，一直缺乏足够独立的研究。但从历史上治乱交替的内在演进逻辑来看，治世固然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模式以及美学、艺术风格，但乱世则一方面终结了旧王朝，另一方面也是新制度、新美学、新思想的孕育者和发动机。或者说，它既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萌发新希望、锻造新思想的时代。诸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均充当过这种角色。与此相较，五代时期的历史虽然显得相对短暂，但也不免让人产生诸多类似的联想。
关于五代的历史属性，由崔瑞德、史乐民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提出，“混乱与政局动荡的景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我们对由唐朝到宋朝这一过渡时期的认知，如今，这种认识必须由这样一种观点所代替，就是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一推断是令人振奋的，至于它多大程度上切中了这一时代脉搏，仍需后进者不断补证。这一观点的提出及其相关论据的陈设，它所肩负的重要史学意义在于，它从一个侧面警醒当下研究者要对这一时代整个历史文化和既有研究成果加以重新考量和自觉反思，保持一种严肃审慎判断的态度，尤其对于五代美学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迫。
首先，从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唐宋是两座高峰，由唐入宋经历了重要的融合与变革期。但究竟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有效转渡与承传递变却是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传统史家惯以“宋承唐制”的方式来概说由唐入宋的文化史、美学史及艺术史，这是一种极为笼统和不严谨的说法，具体“承”在哪里？“启”在何方？何以能直接越过中间地带而谈宋？皆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间隔半个多世纪，这中间夹有一个重要历史文化转变期即“五代十国”，且唐宋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从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等方面，分析出由唐入宋是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注经思潮向义理思潮、贵族文艺向庶民文艺的转进，继而提出唐为“中世”的结束，宋为“近世”的开始，中间的晚唐五代是一个重大的过渡期，此乃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唐宋变革”论之端绪。其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进一步通过对比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着重从商品经济发展流变的角度，强化了“唐宋变革”论，并凸显了五代的史学价值。其后，接续这一命题探讨的中西学者颇多，当然也不乏质疑之声。
无论是赞成还是质疑“唐宋变革”论，研究者皆须直面和反思一个最基本的文化史观问题，即历史的连续性往往大于历史的裂变，前朝的文化基因往往在后起的政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但这并不能否定新旧王朝之间发生新变的可能。历史中的晚唐五代，既有“承袭”的业果，也有“渐变”的种子，是“承”与“变”的复杂体。就“承”而论，诸多史料表明，唐朝虽被新政权所取代，但其深厚的文化基因一直存在，五代的政权变奏与文化发展始终保留着唐代余晖，而之后的宋初百年又基本沿袭五代末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变”而言，中唐以降，因受诸多新因素（包括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文化心态）的刺激、渗透、催熟与变异，这一时段在前后承袭的朝代递变中早已埋下了熔铸宋代新生文化面相的潜在力量。特别是五代，“变”的因素要远远大于“承”的部分。这一时期，与唐朝大相径庭，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武夫盗匪者为统帅，科举“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教育“广开来路”，社交“不限士庶”（王丽梅《论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以唐宋变革论为中心》），经商“不分东西”。通俗文艺的兴起，门第观念的淡薄，进一步粉碎了自汉唐以来靠门第累世做官而主导社会的世家贵族政治，加速了平民阶层的顺势崛起。五代之后，姓分贵贱和门第观念几乎鲜有人问津（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
其次，结合相关美学史料遗存来看，这一时代的美学确实孕育着诸多新的可能与生机。如宫廷礼仪与乐舞在崩坏中变奏；分灯禅的兴盛与“禅艺双修”现象的扩大化；内丹心性理论的成熟与“洞天福地”理论的相对完善；杨凝式书法的精进与僧人艺术家草书书体的自觉实践及其“心为书源”理论的提出；山水画与花鸟画的高度成熟，人物画在顾闳中和周文矩的双双推动下继续向前发展，三大绘画圈层（即中原、西蜀、南唐）的形成，孕育了代表五代绘画最高成就“荆关董巨”“徐黄异体”的风格以及荆浩《笔法记》中的“图真”系统论，皆开后世师法摹移传写的典范；另外，香软浓厚的西蜀词与南唐词的异样孵生，开了中国文学领域新的题材，成为代表这一时代乃至后世文艺美学发展的新走势和新载体之一。
最后，再从高度繁荣的宋代美学之构成与前缘来看。如果我们继续将历史视角向后推移，深入翻阅宋代美学史料不难发现，宋初（尤其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前期）审美文化之复兴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这条线索揭示出宋文化是以对五代末年变革中的中原、西蜀、南唐、吴越文化的有效吸收与融贯为底色的。历史中的这几个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政权的纷争，偏安一隅，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于北方动乱之际吸引了大批北方文人的迁入，加之当地统治者礼贤下士、鼓励生产、发展文化。一方面，这里较好地保存着唐代的文化硕果；但另一方面也结合地方特色孕育新的胚芽和力量。待北宋建立，大量文人雅士、文献典籍以及诗书画艺者，又被宋王朝悉数吸收，他们甚至成为宋初百年审美文化复兴的基底和部分中坚力量。至仁宗朝（1022—1063年在位）后期，北宋文化以之为基础走上了大规模的复古、革新与再造之路（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比如，西蜀的“富贵样”伴随黄筌父子主导宋廷画院而成为绘画的主导风格，并与南唐的“野逸”趣交相辉映。“荆关山水”与“董巨烟云”是宋代山水画坛争相师法的典范。杨凝式及其僧人群体共同推动的“尚意”书风，也成为“宋四家”摹移传写并促使宋代“尚意”书风转变的先驱。而五代词则成为宋词吸收、借鉴与革新的重要活水源头。
足见，五代十国在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上具有“承唐启宋”的历史功能。也正是由此，傅璇琮先生在给张兴武所著《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写的序言中，一再强调五代在由唐入宋（也即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只有透过对这一时期之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入研究，才能对宋代社会诸形态有清楚的了解。事实上，历史中的“五代十国之乱乃局部之乱”（陈尚君《五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五代十国之我见》），而“五代十国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熊德基语）。其间，变中有乱，乱中有变，也正是“乱”“变”的激发与刺激，成为新美学、新思想、新潮流、新艺术样态的直接孕育者和发动机。故而，忽视五代，将使在分析唐宋美学的演进内理时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参照，同样从另一个方面也似乎印证了当下中国美学史书写在唐宋之间缘何发生断层的真正原因。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