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本主义（humanism）思想的影响，近现代以来人们一直将能动性（agency）视为专属于人类的能力，并且将意识、意向性和自由意志等人类属性作为能动性的先决条件。于是，能动者（agent）与物质往往被视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前者意味着一个主体做出自主选择和行动的能力，后者则更多等同于被主体支配、干预、操控和改造的对象。这种非人类的物质与人类能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预设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中的缺省观念。不少社会学家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只有人类个体才具有真正的能动性。然而，过去三十年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系统反思，对非人类能动性或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的研究逐渐成为潮流。这一潮流大致可以追溯到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对科学论（science studies）中非人类能动者在科学实践中的积极作用的研究；二是人类学与考古学中的对人工制品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关切。
为了克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对科学实践中的物质性因素的忽视，后科学知识社会学（post-SSK）反对把科学知识仅仅视为社会和文化的建构，重新伸张了科学实践过程中仪器、设备、研究对象等物质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拉图尔、卡龙和劳共同发展了一种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人与物共同构成了一个行动网络，社会学研究不应该仅仅聚焦于人类及其活动，而应该关注包括人与物在内的行动者如何在这个行动网络中相互关联、缠绕和转化。主要通过拉图尔的工作，ANT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巨大和全面的影响。拉图尔在对实验室的民族志研究中，注意到在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解释上，纯粹的社会具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霸权。在他看来，自然与社会最初都是以一种杂合体或拟客体的形态存在的，只是通过一种纯化策略，这种原初的杂合体才逐渐被界定为边界清晰的主体和客体，最终呈现出人与物的对立景观。拉图尔试图通过这一本体论的描述，论证行动和能动性都是对称地分布在人类与事物之中，所有参与行动者网络中的实体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此消解了人类行动者对非人类行动者的首要性。除了ANT之外，科学论领域的皮克林和芭拉德等人也发展了各自的物质能动性理论。皮克林基于对高能物理学研究实践的研究，指出在科学实践中，人类能动者与物质能动者以双向作用和瞬时突现的方式并行和相互交织。科学家虽然在积极地制造机器，然而却是在消极地观看物质能动者如何被机器所捕获。如果人类的建构物有效地捕捉到了期待中的非人类能动者，模型方案将被采纳；如果没有，模型就将被人类能动者所修正。在此，科学实践被描述为在人类和非人类能动性的交互中突然涌现的。在ANT和皮克林之后，芭拉德基于对量子力学的哲学阐释，再次强调了物质能动性及其与人类能动性的关系。芭拉德提出了一种能动实在论，它关注的是物质与话语之间的缠绕关系。在她看来，无论物质还是话语，都并非自主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物质—话语而存在，也就是说，二者并非作为彼此外在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内在活动生成而相互缠绕。基于这种本体论，就可以把能动性界定为人与物关系的一种属性，而不再认为它仅仅来自于人类意向性。
物质能动性研究的另一条线索来自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中的物质文化研究。这一线索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人类学家阿帕杜莱提出的方法论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他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事物的社会生活，并试图从事物的质料中发现其精神。真正开启物质能动性研究浪潮的是艺术人类学家盖尔，他不再仅仅关注艺术作品的符号和意义，也不再把它视为某种观念的编码，而认为艺术作品应该被视为一种行动体系，也就是说，艺术客体可以被视为人的等价物，在社会过程中作为能动者而行动。但是盖尔也认为艺术客体和制品并非第一性的能动者，而是第二性的能动者，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能动性，而只是人类能动性的中介。然而，后来强调物质能动性的考古学家，比如奥尔森和维特莫等人，开始越来越强调人类能动性和非人类能动性的对称性。他们主张，不能再仅仅把物质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器具或表征，相反，人与物是对称地相互缠绕的，存在着包括人与物在内的各种能动性，我们应该将行动、目的和力量归因于比人类行动者更多的能动者。
近年来，一部分考古学家开始引入认知科学中的延展心灵论题，以进一步发展物质能动性理论。延展心灵论题主张我们的认知与心灵不限定于大脑之内，而是延展到了诸如记事本、手机等认知工具之中。波伊文因此认为应该将心灵视为具身的、物质的，重新将物质整合进对心灵和意义的思考中，尤其要注意到物质的物理属性。比如，新石器时期对土壤的介入培育了诸如容器和住宅这样的物质文化，这些变化又培育了新的社会和仪式交往的形式。近年来比较知名的物质能动性理论是马拉福瑞斯提出的物质介入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它致力于将物质性带入对认知过程的思考中来，重新制定人与物、心灵与身体、物质与文化之间的互补性，重点考察物质客体在人类个体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中介过程中的使用和地位。马拉福瑞斯认为物质介入涉及一个心灵从脑、身体和事物中涌现出来的协同过程，因此认知必须被视为延展的、生成的、具身的、分布的、中介的和情境的，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心灵和认知与我们在世界中的行动是无法分离的。马拉福瑞斯将对心灵的这种认识带入对能动性的探究中来，他认为正如人类心灵的其他维度一样，能动性和意向性应该被理解为分布的、涌现的和交互的现象，而不是作为主体的经验。他以制陶者、制陶工具和黏土的交互为例，说明制陶者的转轮上的泥土不应该被视为制陶者的意向状态的外部的消极客体，而应视为制陶经验的意向特征的一个功能上的实质组分。
以上所概述的两条物质能动性研究线索，实际上都属于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重要一环。物质转向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建构论和观念论传统，后者要么将物质、实在和真理视为人类的思想、实践或文化建构的结果，要么将物质实体视为一种文本，从中可以阅读出人类的思想、信仰与信念。在物质转向的影响下，物质不再被视为符号、话语和意义的空洞容器，相反，客体本身不可磨灭的物质性开始被置于分析的中心。这是近三十年来一个跨度甚广的思想潮流，在哲学（思辨实在论、新唯物主义）、文化研究（后人类主义）、文学批评（事物理论、物质生态批评）、人类学（本体论人类学）、地理学（杂合地理学）等领域均有所反映。它们共同昭示了一个趋势，我们现在日益将关注的焦点从语言、话语、文本、社会、文化、符号、形式、主体等领域转向了物质、实体、实在、自然、质料、非人类和客体，并倾向于从后者那里发掘它本身的积极内质和能动性。这是一场研究视野乃至世界观的根本转换，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激进的范式变革。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延展心灵中的物质能动性问题研究”（GD16XZX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