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和韩国育龄妇女进入了职场。但高强度工作和职场中的竞争压力，让相当一部分职业女性不愿、不敢生育子女，这成为日、韩两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日、韩两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系列家庭支持政策，在缓解育龄妇女家庭与工作间矛盾、减轻家庭生育抚养负担、提高生育水平、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日韩两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

　　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与代际间的不断更迭有着直接的联系。而维持这种更迭的必要条件，就是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必须保持一个特定的生育水平。这个特定的生育水平就是生育更替水平。我们可以用净再生产率或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更替水平。

　　当用净再生产率衡量时，净再生产率数值为1，即可以实现生育更替。因为这表明，当上一代妇女生育的女孩，存活到接替其母亲的生育职能、成为新一代的母亲时，其在人数规模上和上一代母亲完全相等，即母女两代在其人数规模上，完全达到可以更替的水平。当用总和生育率去衡量时，需要考虑在新一代长大成人达到生育年龄之前，她们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会死亡，而这种可能性又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一般而言，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小孩（包括男孩和女孩），亦即总和生育率为2.1时，可以认为是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

　　近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2.1，这导致该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问题。目前，0—14岁人口仅占日本总人口的13.2%，低于“超少子化”的衡量指标。自2003年以来，日本人口总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据测算，与目前相比，到206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减少1/3，劳动适龄人口将减少40%以上。从新生儿数量来看，2019年日本出生人数已经降至史上最低且首次不足90万人，而预计在2040年和2060年将分别降至75.6万人和63.2万人。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在21世纪初，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1955—1960年间的平均45.7‰和4.05分别下降到了2005年的9.0‰和1.08。

　　日、韩两国的低生育水平问题主要与三方面因素有关：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健全，人们会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发展机会及生活质量，更多地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发展成为她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结婚生子不再是唯一选择；第三，生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快速增加，也是促使人们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通过家庭支持政策应对挑战

　　当前人们越来越需要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帮助，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生活质量，并降低生育成本。但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弱化是许多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缓解低生育水平带来的压力，日、韩两国政府加大了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形成了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生育服务、儿童照料、育龄家庭补贴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首先，制订规章制度，通过政策措施进行干预。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开始制订少子化问题应对策略，主要包括完善育儿长期休假制度、增加幼儿园数量、加强对婴儿和孕妇的保健服务等。为了使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日本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此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政策规划：1994年的“天使计划”要求进一步完善保育服务制度；2001年的“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和2004的“儿童、育儿支援计划”，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03年通过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对育儿、就业、家庭等方面的援助做出了明确规定；2015年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了解决低生育水平问题的具体措施。

　　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婴幼儿保育法案》，将0—3岁婴幼儿纳入了学前教育体系之中，使婴幼儿保育事业由单纯的“保育”发展为“保”“教”结合。其2007年的《家庭友好社会环境建设促进法》要求教育机构和政府、企业、社区合作，共同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社区环境和社会环境，设立岗位托儿制度、家庭寄养中心及其他提供全天性和临时性儿童照料服务的项目、机构。韩国政府还设立了性别平等与家庭事务部、女性家庭部、老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等行政部门和机构，处理相关问题并提供政策支持。

　　其次，通过津补贴制度，提供资金支持。日本在2010年取消了儿童津贴制度中有关家庭收入的限制，规定0—15岁青少年每月可领取1.3万日元津贴；2012年实行的儿童津贴制度不仅放宽了对儿童年龄的限制，而且提高了津贴额度。日本还为每位孕妇提供30万日元的育儿补助金。韩国则规定所有0—5岁婴幼儿均可享有每月20万韩元的幼儿园保育费或家庭养育津贴，还专门设有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照料津贴以及隔代家庭补贴等。

　　最后，提供保育服务和设施，延长育儿假期。在托幼服务方面，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不断完善育婴室、婴幼儿生活支援和寄养设施、保育所、儿童课后服务和短期照料支持服务设施等。为了实现“将等待入托儿童降为零”的目标，鼓励增设公立和私立保育机构，同时着力推广休息日保育、临时保育、夜间保育等。为了鼓励民众为育儿提供代际支持，日本政府与企业合作，推出“老人给孙子孙女交学费可以减税”政策和“带孙子假”，由政府向照顾孙子和孙女的老人提供津贴。在假期方面，日本育龄妇女享有90天带薪产假和12个月育儿假，其丈夫享有5天陪产假，且夫妻双方在育儿假期间均可获得工资40%的补贴。

　　为促进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韩国从1991年开始组织“妇女就职活动”，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雇用促进中心”“妇女就业援助设施”，每年举办6期“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培训班；并借助2010年的《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促进法》鼓励企业专门针对“职业中断女性”进行职业培训，开展就业培训项目。

　　注意三个关键问题

　　通过观察、分析日、韩两国在低生育水平方面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实施家庭支持政策以应对低生育水平问题的时机选择非常关键，它直接决定着家庭支持政策的效果。及时有效地实施家庭支持政策非常重要，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根据生育服务需求和人口变动情况，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第二，需要完备组织机构和政策法律体系。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第三，需要加强对有关政策的资金保障，并实现资金保障的多样化。充足的经费保障可以为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拓展家庭支持政策的内容，并提供多样化的经费保障，加大对育龄妇女、育龄家庭和婴幼儿的特别援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完善研究”（19YJA84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