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得益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波兰迎来了其历史上发展的盛世，不仅成为欧洲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大部分领土都呈现出明显的和平景象，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康乐福宁、繁荣向上并充满自信的氛围中”，这段历史也因此被波兰的什拉赫塔（即贵族）自豪地冠以“黄金时代”的美誉。至于“黄金时代”是何时趋于衰落的则存在不同观点。本文认为，波兰“黄金时代”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波兰独特的贵族文化的影响，贵族文化的发展既发挥了“奠基者”的作用，同时也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
勃兴：贵族“理想国”文化的建构
从1386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合成立君合国，到1569年两国以法律名义合并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再到1572年末代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去世，在雅盖洛王朝延续近两个世纪之久的统治时期内，崇尚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且颇受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贵族们逐步取代君主，成为将这个面积广大、民族众多、风俗迥异的国家融合起来的政治和精神纽带。随着时间推移，贵族阶级最终形成的以追求排外、平等、全体一致、反抗和个人主义等为基本准则的文化和观念俨然“成为波兰的核心特征之一”。为维护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贵族们“压倒并消灭一切其他可能的强权”，试图“按照自身的想象”将波兰塑造为一个现实中的“理想国”，一个人间的“乌托邦”。
波兰贵族文化产生的基础，一方面源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倡导的“对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以及对其“体系、风俗和意识形态的类比及攀附”；另一方面则是对“萨尔马特主义”（又称“萨尔马特人主义”）这一模糊的民族理论的趋之若鹜。二者在波兰的出现有较为深远的历史渊源。
就前者而言，随着14、15世纪波兰与西欧国家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15世纪雅盖洛王朝入主匈牙利和南欧地区，国内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使波兰经历了其历史上第三次西化浪潮的冲击。在基督教化的过程中，教会和高级神职人员鼓励来自意大利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在波兰的传播，使波、意两国的文化交流日趋紧密，波兰也因此成为中世纪晚期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世纪，受地理大发现、欧洲“价格革命”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波兰粮食、木材出口贸易的繁荣令贵族阶级变得愈发富有，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波兰人掀起了赴意大利求学和游历的热潮。与意大利频繁而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有助于什拉赫塔上层集团创建一个基于罗马共和政体的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贵族们对罗马时期艺术和政治文化的痴迷，推动了所谓的“元老院与波兰人民”这一新兴统治阶级的崛起，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在波兰的迅速推广也更加坚定了波兰人归属欧洲的心理认知。
就后者而论，发轫于16世纪初的“萨尔马特主义”认为，源自古斯基泰的游牧部落——具有“高贵的武士”品行的萨尔马特人是波兰人的祖先。这一近乎神话般的民族理论，由于赋予贵族以一种“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观念相反的、保守而新奇的”社会政治身份而受到追捧。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贵族对能够彰显自身优越感的“出身虚荣心”的珍视和爱慕；其次是源于其重职责和荣誉、轻财富和官位的地位观念；再次就是迎合了贵族对基督教骑士理想所要求的忠诚和服从精神的淡泊。“萨尔马特主义”虽有利于贵族阶级内部的团结，却也助长了“波兰崇尚奢侈和豪华的炫耀风气”，其具有的民族自大和封闭排外的倾向也同波兰的弥赛亚主义相结合，成为波兰贵族试图保卫天主教信仰，进而捍卫欧洲基督教文明免于伊斯兰主义的入侵，从而伺机东扩的历史依据。
受上述因素影响而勃兴的贵族文化和观念，作为开创波兰“黄金时代”的内在动力而被贵族阶级广泛渗透到波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在政治上，贵族出于对强大王权的恐惧而笃信被称为“黄金自由”的政治哲学，缔造并发展出当时“欧洲最民主的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贵族们原则上平等以待，彼此以“兄弟”互称。相对“平民”而言，他们是拥有人身豁免权、财产免受侵犯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表国家的“波兰人民”。其所有成员，无论贫富贵贱，均被认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从事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甚至握有选举国王、私下结盟和反叛国王的权力。贵族们套用罗马政治文化，通过排挤两院制全国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依赖贵族的个人品行并基于“全体一致”的立法原则决定国家事务。王权则受到议会的削弱和制约，迫于“契约关系”而屈服于贵族的特权和法律。
文化领域，雅盖洛王朝最后两位君主——齐格蒙特一世和二世推行开明的宗教和文化政策，为波兰艺术的复兴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环境。大批意大利艺术家的到来，为该时期波兰的建筑、雕刻和绘画注入了浓郁的文艺复兴艺术风格。在这个因知识、艺术的思想和流派交织碰撞形成的区域文化共同体中，波兰贵族们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和展现，诗人米·莱伊和希·希莫诺维奇、作家扬·科哈诺夫斯基、政论家安·莫哲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见证了波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辉煌。其中蕴含的很多关于理想主义、“理想状态”的思想和意识表达了贵族们构建理想社会和造就理想市民的执念，以及他们参与联邦日常活动的强烈责任感和否定现实、寻觅世外桃源的虚浮幻想。
衰落：“洪流”的侵袭
1572年齐格蒙特二世去世，雅盖洛王朝黯然谢幕。绝嗣引发了两院贵族的权力斗争，由此确立的“自由选王制”（1573）从此成为国家存在的架构基础，为贵族进一步稳固地位、维护特权和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波兰“黄金时代”的衰落埋下了祸因。至17世纪中叶，脱胎于贵族“全体一致”的原则以及自由平等观念的“自由否决权”（1652）的确立，逐步引发了祸患无穷的无政府状态，全国议会的瘫痪导致波兰国力削弱。与此同时，贵族民主制的封建经济基础——贵族的劳役制庄园也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首先在波兰的“殖民地”——乌克兰迸发危机。
“卢布林联合”后，大批无地的波兰贵族、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犹太人相继涌入波兰东部地区，其屯垦拓边、广建庄园、支配商业和经济生活等逐利行为引起当地哥萨克人的怨恨，加之文化和宗教的隔阂，保留东正教信仰的哥萨克小贵族、罗斯王公及其波雅尔侍从，被视为一种“不稳定且引起叛乱”的威胁而遭到天主教贵族的歧视和排挤。凡此种种，导致双方矛盾、争执频发。1648年，矛盾的火药桶因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去世，其为收复君士坦丁堡而欲增加哥萨克军注册人数并授予乌克兰自治权计划的流产而被引爆。当年5月，在贵族统帅博·赫麦尔尼茨基的领导下，哥萨克人联合鞑靼人发动了反对波兰的起义。持续6年的战争（一说9年，即至1657年赫麦尔尼茨基病逝）结束了波兰天主教贵族对乌克兰东正教徒的统治，乌克兰从此成为沙皇俄国的藩属，由此引发的持续13年之久的“俄波战争”最终以1667年乌克兰被波、俄两国以第聂伯河为界瓜分，波兰的弥赛亚主义遭到致命打击而宣告结束。
就在波兰与沙俄和哥萨克军的战争趋于白热化，波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由选王制”引发的恶果却不期而至。1655年，瑞典乘虚攻陷波兰大片领土，瑞军毫无节制地烧杀抢掠以及亵渎天主教信仰的行径，激起了饱受屈辱、饥饿、贫穷和疾病煎熬的波兰人的抵抗，随着欧洲多国陆续参战，最终迫使瑞典于1660年与波兰签署恢复“原状”的和约。“波瑞战争”导致波兰人口锐减，并丧失了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和利沃尼亚的大部分地区。
1648—1660年的“洪流”终结了波兰的“黄金时代”，波兰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步入漫长多舛的衰落时期。综上，波兰的“黄金时代”本质上只是封建贵族的“黄金时代”，其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根系于贵族文化的发展，而贵族文化追求的基本准则及其理想化的观念则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贵族的“黄金自由”并由此开创国家盛世的同时，也令贵族成为“欧洲的笑柄”，令贵族权益主导的共和国成为“一座磷火闪现的坟堆”，其“基于统治阶级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基于完全压制下层阶级的社会制度之间”固有的矛盾，则注定了波兰“黄金时代”的衰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