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汉语方言学在方言事实的调查描写与分析、方言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视野更加开阔，理论方法的运用和探索更加自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提升。其中方言语音和语法研究成果最多。汉语方言学发展的新趋势日益彰显，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方言研究呈现诸多新特点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方言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方言研究的热点，而且有了突出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报》接连推出《中国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等系列专版，刊登《探索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等文章，提出在《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的模式之外，探索方言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光明日报》“语言文字”版也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方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文章。具体的研究成果包括方言文化资源的记录保存，各类方言文化形式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方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态及文化心态的考察等。有的专著图文结合，不仅将方言文化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示出来，而且在方言词语和图片的解释中反映其文化内涵，体现了方言对地域文化的承载作用。地点方言调查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对地方民俗文化词语、歌谣俗语、传说故事、说唱戏曲等方言文化的记录。方言词典及词汇研究也十分关注方言文化词语的搜集及解析。这些研究对方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推广全国统一的普通话与方言资源保护传承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深入地开展研究。

　　方言语音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除了方言音系描写、区域方音研究、语音的实验研究以外，方音史、连读变调及语音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都是新的增长点。如秋谷裕幸《中原官话汾河片音韵史研究》、夏莉萍《汉语方言全浊声母演变研究》、谢留文《赣语“鱼虞有别”的层次》等，都是方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连读变调问题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如关于西北方言“词调”的研究有所深化。方言语音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则是该年度研究的亮点，如李永宏、孔江平《汉语方言音位负担量研究》提出“音位功能负担量”计算法，游汝杰《文读音、白读音和旁读音》提出了“旁读音”的新概念，潘悟云《地理虚时与音变链》提出了与“历史真时”相对的“地理虚时”的概念和方法等。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成果丰硕。从理论方法看，描写语法、参考语法、功能语法、生成语法、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理论和视角都有运用，其中参考语法成为新的研究热门，预计在未来数年内将有一批成果问世。从研究对象看，包括地点方言语法的系统描写和区域方言语法的综合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句法、构词法、多功能词及语法标记、时体范畴、语法的比较、语法化研究等。总的来说，方言语法方法仍然以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视角为主，以普、方、古大三角的比较为基本范式。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关系更加密切。

　　方言史研究通过对古代音韵文献、西士文献、汉语教材、民间文书等方言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对比，考察方言的历史状态及演变，探寻汉语及方言发展的历史。如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著述反映的近代南北官话及其异同，中古时期标准语基础方言转移引发的音变链条中断问题等，都是汉语史中重大的疑难问题。语言和方言的接触研究主要涉及方言岛研究，语言/方言接触特征的共时描写分析，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及层次分析，以及语言/方言接触的历史移民背景考察。代表性成果如瞿建慧、邓婕《湘西乡话的接触与演变研究》等。方言接触研究与方言过渡地带的特征研究有同有异：同者，体现在同一个方言中存在若干可以离析的层次；异者，体现在过渡地带的方言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中间状态的存在，接触造成的语言层次则更多地表现为相距甚远的方言系统（尤其是方音系统）的叠置。

　　地理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在方言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语言特征地理分布的共时考察分析及语言特征地图的绘制成为方言的比较研究、类型学研究、演变研究的重要方法。

　　方言的社会应用研究得到关注，如方言保护与经济发展、语言生态建设、方言与普通话水平测试、网络社交方言的流行、方言对二语习得和声乐演唱的影响。

　　增强研究跨学科性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语言文化资源保护观念日益强烈，中国特色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正在形成，“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方言学作为汉语语言学的重要分支，能够而且应当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语言学学科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在这种新的语境下，汉语方言研究要有继承、有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详尽的单点方言调查研究仍需加强。近年来区域性方言语音、语法研究成果丰硕，地点方言调查成果较少。而方言研究的深化、语言文化资源的记录、保存，要求我们对更多方言的事实做更为系统、深入的挖掘，尤其是语言接触地带、方言接触和过渡地带的方言。建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尽快安排出版《中国濒危方言志》。

　　方言研究力量和成果分布的均衡性值得关注。西部地区的方言研究队伍相对薄弱，成果相对较少。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方言调查研究需要大大加强。面对这种情况，建立西部地区语言研究协同创新联盟应该是一个可行方案。

　　方言研究和文化研究要进一步结合。近年来《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的编著成果丰硕，下一步会有更多成果出版。我们要重视方言文化资源的记录和保存，以及方言与民俗文化的互证互释研究，更好地将方言口传文化的调查保存与方言研究相结合，探索方言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创新。

　　语言接触、方言接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近年来，西北甘青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方言过渡地区的方言接触、过渡特点研究，都是方言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汉语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接触和汉语不同方言接触的深入分析，不仅能够检验现有的语言接触理论，而且可以深化和提升有关理论，建立适应汉语实际的理论体系。

　　要提高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综合运用实验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等的研究方法，对方言现象进行多维分析，考察汉语方言在共时平面的地理差异和社会变异，研究其宏观差异和微观演变。

　　需加强跨领域研究与方言的社会应用研究。当前，新文科建设如火如荼，跨学科的研究将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大趋势。在这方面，方言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进一步扩大方言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库技术的结合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同脑科学、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博物馆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强化方言调查在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非遗保护与传承、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言教育与语言服务、语言扶贫等领域的作用。要在应用研究的成果形式上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数字化与信息化水平。总之，方言学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