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代理”作为乾嘉新义理学的思想遗产，既是清代学术从“理学”转向“礼学”的标志，同时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概念。20世纪90年代迄今，以台湾学者张寿安为代表的海峡两岸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以礼代理”由凌廷堪（1757—1809）提出，现已成为常识。然而，陈居渊、叶国良主张凌廷堪并没有明确提出此概念，核检《校礼堂文集》《校礼堂诗集》《礼经释例》《元遗山年谱》《梅边吹笛谱》《燕乐考原》诸书，确实未见“以礼代理”四字，可证陈、叶所言不谬，故而“以礼代理”与凌廷堪的关系不可不辨。

　　圣人之道在于“礼”

　　作为推崇礼学的大家和批判理学的健将，凌廷堪主张礼学是笃实之学，理学是空疏之学。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他会以“礼学”代“理学”，即以“实学”代“虚学”，因为这合乎凌氏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格。但是，当我们从凌廷堪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入手，跳出“礼学—理学”的惯性思维，代之以“圣学—禅学—理学—礼学”的解释结构，顺次梳理“圣学与禅学”“禅学与理学”和“理学与礼学”的关系之后，发现学界对凌廷堪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有待商榷。

　　凌廷堪不是兼治《六经》的通儒，而是精研《礼经》的专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在《辨志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圣贤之道在于《六经》的观点，主张《六经》应以《礼》为中心，不明《礼》则不能贯通其他经典，所谓“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盥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聘与觐，《春秋》孰贯穿”。年近而立，他“始肆力于是经，潜玩既久，知其间同异之文与夫详略隆杀之故，盖悉体夫天命民彝之极而出之，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礼经》既由圣人所作，自然应该成为探究圣人之学的津梁和探赜圣人之道的梯航。凌廷堪不仅潜研《礼经》二十余年，五易稿而成《礼经释例》，还抉幽发微，推阐礼义，撰《复礼》三篇，作《好恶说》《慎独格物说》《论语礼后说》，体悟圣人之道。圣人之道见诸圣人之言，圣人之言载于圣人之书，圣人之书《论语》恒言“礼”，故“礼”是探求圣人之道的法门。

　　“圣学”与“禅学”争胜而产生“理学”

　　在圣学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扎根生长。禅学言心、言性，远在天地之先，侈谈理气之辨，但其心性之论不能眼观。圣人之道则不然，它以礼节心、以礼节性，节心、节性之“礼”可以目睹，所谓“冠昏饮射，有事可循也；揖让升降，有仪可案也；豆笾鼎俎，有物可稽也”。《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禅学可谓之形上之学，圣学可谓之形下之学，因为“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此“异端”即凌廷堪所批判之“禅学”。

　　“儒释互援”之端绪，因禅学对圣学的不断冲击而开启，为了捍卫圣人之道，宋儒奋起与之抗争。禅学具有“幽深微眇”的优势，宋儒因圣人之道不如禅学而深感愧疚，援引释氏之语“理事”，稍作变饰，佯称圣人之遗言，曰“吾圣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而且以比长较短的争胜心态曰“彼之以‘心’为性，不如我之以‘理’为性也”。凌廷堪认为这种引“理”字入“圣学”的行为表面是在崇隆圣人之道，实则是在贬低圣人之道，因为宋儒之初衷是要辟异端，结果却陷入禅学之泥淖而不能自拔，诸说不离“理事”，其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于《中庸》说“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于《论语》说“知者”曰“达于事理”，说“仁者”曰“安于义理”，说“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说“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说“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故而感慨道：“乃叹宋儒理，均是释氏禅。”“理学”遂在“圣学”与“禅学”争胜的过程中形成，并且具有“其为说易入，其为教易成，以笃学为鄙俗，以空谈为粹精”的学术特征。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宋代学者不仅“蹈虚言理，不实事求是”以致持论多有谬误，还置典章于不讲而使后生莫识儒林，竞心性以相高而使先达皆言道统。

　　禅学、理学造成宋明以来学者的空谈和学术的空疏，引起凌廷堪的强烈不满。他不仅指斥禅学是异端，甚至将理学也视为禅学，直言“洛闽之后，名为圣学，其实皆禅学”。面对禅学对圣学的冲击、理学对实学的淆乱，凌廷堪的做法令人费解，他没有直接同禅学、理学论辩，而是避理学而不谈，这种行为与其在《与程易畴先生书》中所宣扬的“学问之道，愈辩乃愈精”的观念相悖。鲜有学者注意此思想细节并探讨内中缘由，而这恰为理解凌廷堪是否会以“礼学”代“理学”之关键。

　　言“礼”不言“理”而非以“礼”代“理”

　　凌廷堪具有宏观视野，曾作《辨学》《汉十四经师颂》《与胡敬仲书》纵论古今学术流变，能洞悉学术隐微，知晓学术时弊。宋儒同禅学争胜，结果非但没有战胜禅学，反而陷入禅学而不能出，导致理学的产生和学术的空疏。凌廷堪没有采取用“礼学”同“理学”争胜的做法，即以自己擅长的“礼学”代“理学”，是为了避免重蹈宋儒覆辙。这种思想与其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的观点若合符契。凌氏缕述戴震之实学，唯对其“理义之学”避而不谈，表面原因是“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深层原因是他明白“实学”与“理义之学”辩论时存在劣势，而且“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各执一说，争论不休，孰是孰非，难有定谳。因此，凌廷堪不会以“礼学”代“理学”，一则其学术重心是礼学，而理学只是被批判的对象，二则不与禅学、理学直接对抗以免礼学受其影响而沦于空疏。

　　为了矫正空疏之弊，凌廷堪跨越宋明、魏晋和东汉，以逆向回溯的方式返抵周公制礼、孔子述礼的时代，潜心钻研能够代表圣人思想之“礼”，通过复礼以求圣人之道。在“礼”字与“理”字的关系上，凌廷堪提出“圣学‘礼’也，不云‘理’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以及“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而事事附会于其所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邪”？圣人“言‘礼’不言‘理’”是因为“求诸‘理’必至于师心”。因此，了解圣人学术倾向、研究圣人之学的凌廷堪自然会以圣人之书所载圣人之“礼”字来求圣人之道，在学术实践上“言‘礼’字不言‘理’字”，并非学界所说的以“礼”字代“理”字。

　　以上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以礼代理”与凌廷堪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礼代理”有“以‘礼学’代‘理学’”和“以‘礼’字代‘理’字”两种表现形式，其中“以‘礼学’代‘理学’”是考察“以‘礼’字代‘理’字”的前提。从“礼学”与“理学”的关系来看，凌廷堪对“理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但他批判的不只是“理学”，还涵括产生理学的禅学和受理学影响的元明以来的学术。他不与“理学”争胜，避“理学”不谈，可归纳为“言‘礼学’不言‘理学’”，非“以‘礼学’代‘理学’”。他主张应以圣人之“言”求圣人之“意”，言圣人恒言之“礼”字而不言圣人不言之“理”字，非以“礼”字代“理”字。凌廷堪没有提出“以礼代理”，自然不会笔之于书。至于“以礼代理”的提出、嬗变和被学界接受、传播的过程，尚须将其置于清中叶以来的学术史脉络中进行概念史梳理，方能还以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