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蒂莫是意大利都灵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他的师兄，已故哲学家、符号学家艾柯相比，瓦蒂莫在国内的传播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小。瓦蒂莫的思想被学界称为“虚无主义的诠释学”或“诠释学的虚无主义”，可以说，他试图在虚无主义和诠释学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我们看到，对于瓦蒂莫而言，其思想的主要源头是伽达默尔和尼采，尼采让瓦蒂莫对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保持警惕，而伽达默尔则教给瓦蒂莫诠释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瓦蒂莫的思想行进在诠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
有意思的是，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诠释学源于海德格尔，而尼采的当代形象又被海德格尔所中介和“哲学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瓦蒂莫思想背后的真正人物是海德格尔。如果说战后欧陆哲学的德法之争主要源于海德格尔思想之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的分化，那么，在瓦蒂莫这里，我们可以捕捉到重新统一两种传统的尝试。一方面，瓦蒂莫处于诠释学的传统之内。他曾师从伽达默尔，在其指导下研究施莱尔马赫，同时他也是《真理与方法》的意大利语译者。可以说，瓦蒂莫继承的是正统的诠释学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开创性地引入了尼采虚无主义的思想要素，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我们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后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思想提供了典范。
瓦蒂莫是意大利学界尼采研究的核心人物，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批判，可以说是相关研究绕不开的经典文献。学者格朗丹指出，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他几乎没有提到尼采。尽管尼采不是正统意义上的诠释学家，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包括他的著名论断“只有阐释，没有事实”，都在提示我们，研究诠释学不可忽视尼采。在某种意义上，伽达默尔不提尼采可能是刻意的，因为尼采所揭示的虚无主义——只有具体之物，没有普遍之物，更没有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上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抵制着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相反，瓦蒂莫则通过重新将尼采纳入诠释学，提出了“虚无主义的诠释学”。
瓦蒂莫将虚无主义引入诠释学，一方面揭露了诠释学的反形而上学特征，诠释学是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克服和经受（Verwindung）；另一方面，预防了诠释学的理论化和固化的危险，可以说进一步贯彻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瓦蒂莫提出描述和阐释之间的对立，否认纯粹的、中立的、客观的观察和描述，指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主体所渗透。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提出的论断“没有事实，只有阐释”也可以表述为：没有纯粹的事实，只有经过阐释的事实。然而，当我们将尼采的虚无主义思想绝对化时，就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旋涡。事实、真理与价值被还原到阐释之上，而阐释又维系于理解主体的具体境遇和历史处境。因此，主观性和历史性占了上风，而相对主义则是这一逻辑的必然推论。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瓦蒂莫以诠释学思想制约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蔓延，因此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哲学家。瓦蒂莫那里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即在解构的同时又没有放弃积极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瓦蒂莫没有遗忘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这种积极的建构让瓦蒂莫的思想具有现实特征和实践属性。他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转化成“重要的不是描述世界，而是解释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一种积极的改造。如果说马克思的论断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那么，瓦蒂莫的新论题是想说：没有纯粹的理论，只有被实践所中介的理论。也就是说，解释活动既是理论，但同时也已经是实践了。这也符合伽达默尔的论断，诠释学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正是在这种实践倾向之下，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即建构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才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也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1988年，瓦蒂莫提出了“诠释学作为共通语”这一论断。“共通语”源于希腊语Koine，指普遍通行的语言。瓦蒂莫想通过这个希腊词语指出，诠释学这个流派或者思潮已经慢慢地演变为一种流行的、通用的哲学话语，以至于目前哲学界人人都谈、人人都用，它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哲学界，抵达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领域。有意思的是瓦蒂莫对“共通语”一词的使用。一方面，它是“普通话”的意思，即普遍有效的话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其源头的话，它原本是一种方言，通用希腊语原本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我们抓住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普遍的东西源自特殊之物，亦即维系于某时某地、某个处境的东西；第二，特殊之物又有朝向普遍的要求。诠释学的任务同时包含了上述两个维度：首先，对普遍之物的解构，也就是对其具体源头的挖掘；其次，对普遍性的重新建立，因为我们需要普遍性，需要真理、价值和意义。对现代社会之虚无主义现实的揭露，让我们获得解构纯粹普遍性，进而解构各种霸权的机会；而对诠释学的强调，又让我们回归到对普遍性的建立之上。可以说，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瓦蒂莫的思想都是不成立的。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要不要取消普遍性，而是应该建立何种普遍性，也就是说，如何对待普遍性，如何在建立普遍性的同时又不遗忘它的具体根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存哲学”（18FZX03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诠释学视域下的实践智慧思想研究”（19CZX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南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