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重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简称MEGA2）的翻译出版工作，旨在以非意识形态的科学原则，全面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除了公开发表的著作，还包括手稿、笔记、书信等过程性文本。这项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的浪潮，也极大地吸引了大批法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利用MEGA2新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翻译、思想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诸多学术热点和成果。

　　首先，对于法国学者来说，MEGA2项目开启了重新翻译出版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契机。原先在法国学界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长久以来都存在着问题，如译本混乱不全、文本编辑原则相异、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等。其中，西方“马克思学”的创立者吕贝尔的译本受到较大关注，因其号称能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真实状况。吕贝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伽利玛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马克思文集》（分为经济卷、政治卷、哲学卷），其中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阶级斗争》等重要著作。但实际上，吕贝尔并未客观地呈现马克思文本，他甚至出于个人的主观立场，任意删减《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强调马克思只是第一章的作者，“我们不是要提供马克思不完整作品的‘完整’文本，除了马克思作为唯一作者单独完成的第一部分，我们删去了很多手稿中与主题不相干的段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2003年起，以伊萨贝洛·伽罗（Isabelle Garo）为首发起了基于MEGA2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活动，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项目（简称GEME）。这一项目旨在依托MEGA2文献，翻译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伽罗在翻译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便直指吕贝尔的译本，批评它是“十分吕贝尔个人化的版本”，并没有提供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相应地，伽罗希望基于MEGA2翻译的法文新版本，能完整客观地呈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法国学界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扫清基本的文本障碍。至今，GEME已翻译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青年恩格斯文集》第一、第二两卷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

　　这一编译计划得到了一批法国学者的支持，因为这使他们能在GEME新版本的基础上深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思想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盛赞GEME的编译工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译本。因为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拒绝任何后天的重建”，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真实状况呈现这些文本，并附上了关键概念的德法翻译列表。托塞尔认为，这一译本的完整精确性使他们能够“更为严格地把握马克思的概念”。同时，负责GEME翻译的学者让·科迪耶（Jean Quétier）在《为什么需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版本》中指出，过去法国通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翻译得不够精确，吕贝尔的译本更是残缺不全，对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范畴造成了障碍。而GEME编译项目拒斥任何对文本的后天整理与主观建构，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真实状况呈现作品，这一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助于揭示过去被遮蔽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范畴。科迪耶本人便通过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法语语境里重新发掘了“自主活动”“市民社会”等哲学范畴。比如，“自主活动”是从费希特那里而来，被视为自我设定的原始自由，但马克思将这一范畴同生产活动联系起来，意味着人能够掌握自己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市民社会”则是从黑格尔那里而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赋予这一范畴双重内涵，一是指亟待超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二是指广义的社会交往形式，即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决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物质经济基础。

　　其次，自MEGA2项目重新启动以来，法国学者便积极运用这一项目公开的新文献，紧紧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开展专题性思想研究。一方面，法国学者大卫·魏特曼（David Wittmann）、让-克里斯托夫·安格（Jean-Christophe Angaut）依据MEGA2第一部分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入辨析了马克思使用的德语概念内涵及其理论来源。基于MEGA2新文献，魏特曼在《异化概念的来源》中指出，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形成并非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来自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启发。因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并未使用名词意义上的异化概念，只使用了动词形式的异化（entfremden）概念，指看似外在于我们、但实际上属于我们自身的对象。鲍威尔在其著作中则大量使用了名词形式的异化（Entfremdung）概念，用以指认宗教是人类自我异化的结果——人们不在自我意识里寻找自身本质，而将从自我意识外化而来的宗教视为跪拜的偶像。由此，魏特曼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采用“异化”一词，更直接地来自鲍威尔的影响。同时，安格也在研究MEGA2的过程中重新思考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劳动活动定义人的类本质的缘起。他在《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中强调，费尔巴哈用爱的共同情感定义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则是基于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定义人的类本质；从费尔巴哈的抽象情感向马克思的劳动活动的推进，赫斯发挥了桥梁作用。因为赫斯在《货币的本质》《行动哲学》中点明了人的类本质来自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即人与人之间交换与共同协作的交往活动，这触动了马克思从社会的劳动活动角度去理解人的类本质。

　　另一方面，法国学者卢多维克·埃策尔（Ludovic Hetzel）、纪尧姆·冯杜（Guillaume Fondu）和亚历山大·费隆（Alexandre Féron）更多关注MEGA2第二部分披露的《资本论》文本群，从中挖掘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主体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等问题。在《作为〈资本论〉核心的主体》一文中，依据MEGA2第二部分第十卷的《资本论》，埃策尔指出过往的《资本论》译本存在误译、漏译的情况，并且认为马克思对人类主体及其劳动给出了超社会历史的人类学定义。在《资本论》中，人被视为具有“普遍的人类本性”（allgemein）、具有身体和精神的普遍力量，劳动便是人运用普遍力量改造自然的结果。这是劳动无法被资本吞噬、彻底商品化的原因，也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统治的根结所在，因为人本质上不是作为商品而存在，他天然具有抵抗资本剥削的生命本能。因此，埃策尔确证，马克思是将无产阶级的反抗建立在人类及其劳动的人类学维度上，并且这一人类学维度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冯杜与费隆也指出，MEGA2第二部分披露的《资本论》文本极其重要，为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理解《资本论》的逻辑线索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比如，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总标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倾向“总过程的构形”，强调总过程的具体形成样态，而恩格斯将其改动为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多了些许目的论的意味。再如，在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中，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及其规律占据着重要位置，但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问题。

　　最后，自MEGA2项目重启以来，法国学界依据新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翻译、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深入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范畴、理论来源和思想内容。然而，法国学界目前尚未形成体系化的MEGA2研究格局，这不仅体现在缺少统一规范、被广泛认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法文译本，还体现在鲜见基于MEGA2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整体思想进行的完整研究。这提醒我们，既要坚持推进MEGA2的译介工作，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与发展历程，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