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欧洲重要的左翼先锋艺术思潮，其理论思想前承马克思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后启消费主义批判、加速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当代法国左翼思潮等，成员包括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伯恩斯坦（Michèle Bernstein）、约恩（Asger Jorn）、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等。作为情境主义国际中的革命诗人，瓦纳格姆不仅是德波最亲密的战友，而且与列斐伏尔相互影响，写下了集先锋艺术、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于一体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以其深刻的诗性话语成为情境主义国际思潮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情境主义国际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与文学领域。自情境主义国际被译介到国内以来，我国哲学界近20年几乎无动于衷；这一先锋运动中的革命诗人瓦纳格姆，更近乎无人问津。

　　南京大学是国内译介和研究情境主义国际的重镇，先后翻译出版了德波、瓦纳格姆、塞托的主要著作，并组织了相关学术研讨会和观影会。在此基础上，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立足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和长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积累，写下了《革命的诗性：浪漫主义的话语风暴——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的构境论解读》一书，系统梳理了瓦纳格姆的思想来源和理论脉络，并结合生动的事例对这本先锋巨著进行了原创性解读。如果说张一兵教授以往的哲学作品是令人反复琢磨的灰色单一色调，该作品则充斥着红色的烈火般色调。

　　其实，无论是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还是对于艺术学研究者、文学研究者而言，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都是很难被“打开”的。首先，该书是以隐晦的诗性话语进行书写的。我们知道，诗人的语言饱含隐喻性。在瓦纳格姆的书写中，“异化”异轨为“苟生”，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异轨为“我”“自我”和“碎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异轨为“我羡慕故我在”，海德格尔的“操持”异轨为“姿势”，媒体喻为“万花筒”……诗性话语是不能直接阅读的，诗人的每一个词语都可能暗含多重含义，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不能毫无准备地遭遇瓦纳格姆的诗句，这只会导致与其擦肩而过；而如果我们带着自身的知识构架去揣摩瓦纳格姆的深意，则又会与万分之一的哈姆雷特撞个满怀。进退于方寸之间，也许才是诗性话语的精妙之处。其次，瓦纳格姆的思想中有着深深的马克思主义烙印。据张一兵教授考证，瓦纳格姆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着较深的研究和认同，他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视作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基石，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变世界”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核心动力。如果对马克思哲学没有较深理解，就很难进入瓦纳格姆批判话语的深层语境。最后，瓦纳格姆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曾坦言，情境主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贡献是意识形态批判，而这种批判曾受到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批判的影响。同时，瓦纳格姆不仅得到列斐伏尔的赏识，而且两者相互影响，他在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下走出了独特道路，以最严厉的诗性革命话语批判了资本主义最新的异化形式。所以，对于瓦纳格姆的理论，需要国内哲学学术界的共同研究和思考。张一兵教授率先迈出了这一步，他的这部作品，作为“领路人”，有助于我们“打开”这本“错得有水平的书”。

　　在张一兵教授的解读中，瓦纳格姆的思想以两条逻辑向我们展现：以浪漫主义和新人本主义为代表的诗性逻辑；以资本主义批判为表征的现实逻辑。两条逻辑互为表里又内含矛盾，以巨大的思想张力构成了瓦纳格姆的革命辩证法。

　　瓦纳格姆批判话语的显性逻辑是诗性的浪漫主义话语，这被张一兵教授指认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唯我论”。将瓦纳格姆的思想归属于唯心主义，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他的思想的逻辑起点不是人们周遭的现实世界，而是由浪漫主义价值所悬设的不存在的世界，因此必然导致其走向唯心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瓦纳格姆本人也是自觉的。但是，“唯我论”是什么？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曾经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批判青年马克思的施蒂纳就是一位“唯我论”的代表人物，而瓦纳格姆则是“诗化的施蒂纳”。瓦纳格姆与一般唯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出发点是个人的主观性，即有着真实个人意志的“我”，所以瓦纳格姆常常被人们戏称为“肚脐眼凝视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并在这种戏谑的态度中忽视了其理论贡献。然而，张一兵教授却在这一看似荒唐的理论中捕捉到了其理论来源和轮廓。在他看来，瓦纳格姆的“唯我论”其实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情境主义国际先锋艺术的集中体现。“我”应该以理想化本真性状态在场，却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被异化为“苟生”，应该在场的“我”在现实中不在场了，所以瓦纳格姆要以革命的浪漫主义诗性话语来反抗现实的“苟生”，从而复归本真性的“我”的存在。因此，在瓦纳格姆笔下，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变得栩栩如生：西方社会的“付小费”行为在市场逻辑中成为强制性的必然，却在双方的心理活动中映现出“不情愿”和“不满意”的主观异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习以为常的“握手”行为中，金钱和权力人格化为握手的主体，目光所及皆是非人的物性；资本所塑造的“幸福”“成功”成为人们“我羡慕故我在”的欲望大他者。

　　瓦纳格姆批判话语的隐性逻辑是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异化状态最严厉的控诉，其中包含着瓦纳格姆对资本主义以生产和交换过程建构无形统治新形式的细致分析。张一兵教授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称赞其“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层面来看，瓦纳格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交换看似平等，却隐藏着财富生产率与劳动的混淆，每周的周末（天堂）是为了使劳动者再驯服地走向新的工作日（地狱）劳动，消费欲望的制造使劳动的血汗钱被消费异化的资本不断榨干，劳动者不得不“自愿”投入新一轮的异化劳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全面布展为24小时永不停歇的流水线生产节奏，因此劳动阶级必然陷入更加贫困和被无形奴役的境况。在瓦纳格姆的描述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批判轮廓不是非常清晰，因此张一兵教授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话语对其进行了序化和解读，其要点可概括为：流水线上劳动主体创造的消失、新型劳动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涉及的）、消费意识形态的隐性赋形与支配，从而“帮助”瓦纳格姆完成了“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批判。从消费层面来看，资产阶级消费王国塑造“顾客就是上帝”的假象，使人与人的质性关系被消费资料量的关系取代，人们跪倒在金钱和数量面前，金钱才是隐藏的上帝，即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更进一步来说，瓦纳格姆经济学分析的落脚点是资产阶级交换关系的奥秘。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出现加快了交换的量化，人被塑造成为消费品的拥有者，即人的个体生活等于消费，交换以非人的物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的统治，每个日常生活细节都被精巧的交换物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被物化，连反抗的想象力都消失了。显然，瓦纳格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描述是不准确的，自然也没有看到交换行为背后更深刻的生产方式变化。这一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由张一兵教授在书中进行了补白。

　　“多一种不一样的同志，不是件坏事。”在张一兵教授的解读中，一个好玩又令人时时惊醒的诗歌世界，正在向我们展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