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他在1989年写了一本批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书，并尝试提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本书的标题是“市场、国家与社群”，副标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当时，正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发展式微之时。因此，米勒的著作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反响。然而，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向全世界证明：一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体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米勒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满怀希望地指出：“现在大概是回归市场社会主义的恰当时刻了！”

　　放任自由经济学说的理论危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大行其道之时。西方学者哈耶克、诺奇克、弗里德曼等右派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论证放任自由市场的正当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宏观调控和再分配政策。这些思想不仅席卷欧美，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时间，最小国家、全面私有化、国家仅仅是市场运行的守夜人等观点主导了话语权，几乎成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然而，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还是计划这种截然二分的争论中，米勒却清醒地意识到放任市场经济的危险，敏锐地发现了放任自由经济学说的理论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并且指出了一种与市场经济同行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市场、国家与社群》的前言中，米勒开门见山地点明这本书的两条思路：第一，揭示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各种理论问题；第二，探索一种包含活跃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理论。米勒指出，市场经济的理论不应该是“一元”的，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形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于当代人来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组合方式。同时，理论的多元也意味着制度的多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制度形式，与宏观调控相协调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米勒认为，哈耶克和诺奇克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新右派”倾向，这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反政体的思想”。他指出，在哈耶克的理论中，“法律是否构成对自由的侵犯”是含混不清的。由此，那些规范自由市场的法律制度，例如税收制度，是否会对人们的自由造成威胁，就是模糊的。此外，哈耶克所谓市场是一种自发秩序、市场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等思想，在理论上存在缺陷：秩序的自发性本身并不能保证秩序的正当性。米勒认为，如果缺乏了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导向，那么自由市场自主的发展只会将人们引向垄断、剥削和压迫，引向一种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的秩序，而不会像哈耶克所构想的那样导向所有人的共同发展。

　　对于诺奇克的自由概念，米勒认为其基础是“自愿交换”和“同意原则”。然而，“绝望交易”“钱权交易”“毒品交易”都是自愿交换，却可能极大地伤害人们的自由。由此，诺奇克认为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这也是不合理的。米勒认为，人们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市场交换的结果。因为，在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侵犯人们权利的事件，而这恰恰为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和宏观调控提供了理由。总之，米勒认为，从哈耶克和诺奇克的自由概念出发并不能得出一个完全摒弃国家和政府之宏观调控的放任市场。

　　保持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市场社会主义

　　在米勒看来，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摒弃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缺点，同时继续保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米勒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应达到四个目标：第一，实现市场经济在生产所有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第二，将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民主政府的运行；第三，保证工人作为个人或者私营企业之成员的自主性；第四，通过初次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完全依靠再分配）。要实现上述目标，其关键就在于资本的社会化占有。

　　米勒不仅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还试图论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在社群中形成相互关爱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这正是书的标题所点明的：市场、国家与社群。米勒指出，在市场中，人们的关系以自愿交换为基础，每个人以自己所拥有的交换自己想得到的；作为国家的公民，人们的关系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形式规则而被规范，产品通过这些规则而得到配给；作为同一社群的成员，人们通过认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并负有相互帮助的非正式义务。与市场社会主义相反，资本主义版本的自由市场理论仅仅强调“市场”的正当性，强调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换”，忽视“国家”和“社群”的维度，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是片面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恰恰证明：一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基于国家构建和社群认同的宏观调控政策，摒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是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今天，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的一大指责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误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

　　在米勒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以及能通过某种民主化的制度设计，而缩小企业家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很大，且直接导致工人对资本家的依附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等不平等关系。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工人通过民主决策而主导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控制不同地位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从米勒阐述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全社会所有，且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能很好地控制企业领导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如米勒所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人类联合体的理解是极为片面的。在自由市场中，人们只能以自己所有换取自己所需，每个人都被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然而，在人类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利用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一，同一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公民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一方面要求人们以权利和义务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还要求通过由公权力主导的社会分配满足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市场初次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成为国家的核心功能之一。国家中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教育权等，这些并不是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的。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政府和国家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对自由竞争的结果进行调节。第二，在人类联合体中，人们还是团结的共同体的成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身份认同，成为同一社群的成员。这种成员身份要求人们对他人做出超出权利、义务的关心和照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团结的共同体的成员，人们通过施舍、慈善、义务劳动等善意的行为而关怀其他人。人类之爱、公民之间的情感纽带，这大概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