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为种族平等而斗争的政治运动在西方世界迅速兴起。当时间过去80多年，由于建国任务完成、“冷战”结束及全球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把议题重心转向民生、发展和安全问题。然而，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种族政治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发展的“身份政治”更是影响着公共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建构。

　　在此过程中，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界的研究既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又试图重新解释这种变化逻辑及其历史地位。有学者提出，应从种族关系的角度重新发现整个西方现代历史，特别是以第一批黑奴到达北美大陆为标志，转入对整部美国历史的“人民”叙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乏“历史终结论者”以“反思者”的面目出现，主张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种族论说先后超越了人种论和阶级论，直到二战后发展为“身份政治”，成为推动西方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国内亦有学者提出，作为“身份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认同”，“可以建立在纯粹的想象和制造的基础上”“相比于阶级认同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但实际上，种族政治远未充分关涉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复杂状况。如作为二战后与种族政治同时崛起的政治社会文化，性别政治从总体上不仅不否认反而强调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强调女性的独特贡献和能力，这与强调“超越差异”的种族政治诉求有很大不同。而性别政治之所以受到身份政治论者的忽略，乃是由于其仍然强调人作为生理和物质的需求主体，或者说性别政治与生存政治具有显性而直接的联系。不同于身份政治或性别政治，“生存政治”不是明确存在的政治社会思潮，但它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一些身份政治论者看来，“生存政治”只是顺应和满足人的原始和低级欲望，资本主义制度在“理性”价值观的包装之下，实际上是依靠满足这种欲望来体现制度“优越性”。在身份政治的逻辑中，不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催生了民众对尊严和认同的诉求，而是人对尊严与认同的“天然”诉求导致了对现实经济社会地位的不满。但事实是，人首先要生存，这是一切社会和历史进步的前提。满足生理和物质的生存需求是每一代和每一个人从诞生到消亡都要时刻面对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其从事的物质或精神生产归根结底仍是“谋生手段”。而越是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社会，战争、灾害和瘟疫都越加普遍地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因此，“生存政治”远未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西方政治不仅没有远离“生存政治”，而是更紧密地与它联系起来。二战前后，种族歧视酿成的巨大生命损失持续推动西方民众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这当中就有“生存政治”的思维媒介作用。更应注意的是西方民众从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对其他民族民众的认同。战后欧洲国家面临的各种极端困难，最终指向人口和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人口生产这一看似非常隐私和原始的问题，在人类高度强调机器工业和科技发展的现代历史进程中，从未如此直接和自觉地与挽救人类命运联系起来。巨大的人口需求在西欧带动起空前规模的移民浪潮，也使西方普通民众直接而具体地感受到，相比“公民”或民族身份，其存在感、获得感和人生价值只有通过职业或阶层属性才能得到更加明确有力的体现。

　　美国的情况更具典型意义。近年来美国乃至全世界对美国有色人种问题的高度关注，使人们多少忽视了美国种族问题曾集中指向不同白人族群之间的关系。这首先表现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当占据北美殖民地移民主体的英国后裔宣示不再“供养遥远的英帝国”时，这些英国移民对其他欧洲移民的认同感显然超越了与其同种同源的英国本土民众。在这种美国新式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中，经济关系的根本决定作用得到明确体现。其后，美国不同欧洲移民群体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这或因他们来自不同族群，因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但更深入地看，这也是由于不同移民族群在美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工商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到的欧洲移民普遍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劳动所得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因此，强调族群身份显然具备强烈的经济动机，而不是反过来如有些西方学者所说，“被当成经济动机的东西，实际上根植于对承认的渴求”。

　　白人与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关系更受到经济社会关系的影响。从黑奴时代至今，非裔美国人总体上都处在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如何获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始终是黑人社群参与政治的重要动力。特别在当前一些西方学者强调美国种族政治已跨越肤色标识的情况下，“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运动仍然高举“肤色平等”旗帜。这说明，不彻底改变黑人社群的生存环境，“BLACK PEOPLE MATTER”（“黑人也是人”）、“BLACK LIVES MATTER”等震耳欲聋的诉求仍将诉诸最原始而朴素的“肤色认同”。这表明，广大民众既不满于美国政客对其权利的空头许诺，更无法认同“身份政治”理论对其斗争动机的抽象解读，他们的诉求在文化表达上更直接地与基本生存权利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其实主要不是从黑人的角度，而是从占据美国人口多数的白人的角度来论说身份政治的。在他们看来，美国白人社群总体上已跨越肤色标识。然而，这一点恰恰表明了经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决定作用。自南北战争以来，越来越多的白人超越肤色认同，不仅因为生理科学的进步和历史的反思教化，更由于在美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经济结构中，生产效率和资本增殖已无法通过单纯压榨体力劳动来实现，相应的法令和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最重要的存在价值。正是在此过程中，美国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以及不同白人群体间才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和认同。但也正是美国新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无法从美国对外投资或科技革新中获取如同少数投资者那样巨额的利润，相反却因产业调整升级而不断丧失就业机会，并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进而与经济和政治精英阶层陷入更严重的利益对立中。可见，身份政治的发展归根结底不是指向新的社会文化秩序，而是经济秩序。

　　应指出的是，一些身份政治论者亦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质，认识到“在五十多年的全球化中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是解释当代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指出，“身份政治根深蒂固，是因为穷人和边缘化团体不被他们的同胞看见”“因失去地位而产生的怨恨是从现实的经济困境开始的”。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应从“文化身份”理解现代历史和种族政治的发展逻辑，特别是从更加远离现实经济关系的角度论说如何实现“身份政治”的真正“理性”。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表明，他们实际上看到了普通民众对现实经济社会地位的不满构成了突破西方现存统治秩序的主要动力，但却因傲慢而强行否定这种动机，反认为只有他们提出的“道德高尚”的突破方式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这是对历史更加荒谬和危险的想象。

　　面对“有色人种优先”或“白人优先”，以“心理性别”代替“生理性别”分配社会资源等极端言论，一些西方学者从“身份政治”的想象逻辑出发，将其夸大为日益普遍和严重的“人民”身份撕裂。这实际上是为鼓吹“身份政治”革新理论臆造“紧迫性”和“重大意义”。他们宣称，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大部分左翼人士几十年前就不再思考可能帮助穷人摆脱根本困境的宏大社会政策”“不再团结工人阶级、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等广大群体”，而只“空谈尊重尊严”。而实际上，恰恰是诉诸更加抽象的意义去推动社会认同的理论，才加剧上述问题的出现。

　　“生存政治”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绝非单纯指向物质利益，更不只是关注人如何在肉体意义上延续生命。它强调的是，人的肉体生存和精神活动须臾都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持，而这些物质条件又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此提出“阶级”概念，尤其深刻地揭示了占人类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逻辑。与之相反，身份政治理论根本否定阶级关系在推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陷入完全的自我暗示和纯粹想象中。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