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吴哥古迹建筑群主要是9—15世纪古代高棉帝国繁盛时期都城与寺庙建筑的遗迹。由于吴哥王朝在东南亚文明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哥古迹也成为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古代史迹之一。以吴哥寺（Angkor Wat）为首的石质寺院建筑群独树一帜，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许多寺院、水池等密布于今天的暹粒市吴哥地区。

　　利用水资源成就帝国盛世

　　高棉帝国（802—1431），历时629年，经历了25位国王。这些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棉帝国的时盛时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和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苏利耶跋摩二世建造吴哥寺敬献给毗湿奴神，该寺院成为吴哥王朝传统建筑的巅峰之作。

　　1177年，占婆军队占领吴哥都城后，阇耶跋摩七世率领高棉军队在磅斯外圣剑寺（Preah Khan Kompong Svay）战场战胜占婆军，接着又在洞里萨湖（Tonle Sap）海战中取得胜利。从1190年开始，阇耶跋摩七世向外发动军事远征，并于1203年将占婆变成了高棉帝国的一个州。同时，他对内大兴寺院，兴建120所医院机构及121处驿站，这些举措极大带动了物资的流通，使得高棉帝国在商业贸易中变得极为活跃。多年以后，到访至此的中国元代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称其为“富贵真腊”。

　　在阇耶跋摩七世的统治下，高棉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巅峰，一跃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其疆域西抵湄南河流域，南到马来半岛的北部，北至老挝的万象，东接越南中部。

　　不过，至阇耶跋摩八世（1243—1295）之时，高棉帝国已无力大规模兴建寺院。1351年，泰族人建立阿瑜陀耶政权（Ayutthaya）后，就开始不断侵袭高棉帝国。1352年前后攻击了高棉帝国的西北部（今呵叻高原附近），1371年攻陷了吴哥都城，1431年再次攻陷吴哥都城。之后，高棉帝国的都城不断迁徙，直到1867年最终确定在金边。而曾经辉煌的吴哥古迹建筑群则被掩埋在热带丛林中，逐渐被世界遗忘。

　　在吴哥古迹建筑群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蓄水池，非常引人注目。如吴哥古迹最核心的王宫遗址内，地表现存6处水池遗迹，最大的面积可达7100平方米，最小的也有20多平方米。而整个高棉帝国时期建造的大型蓄水池多达9处，其中，面积最大的西池（西巴莱）有16平方千米，最小的也达到了0.67平方千米。因此法国学者认为，吴哥王朝的繁荣与兴盛是因为通过管理水源，而能够以集约化的方式进行耕种水稻。吴哥王朝的都城也据此定位为“水利都城”，在都城中建造大型蓄水池和水路网络的技术，又被运用到村落的土地开垦中，扩大了耕地面积。

　　有学者推算，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界人口为5亿，其中最大都市科尔多瓦（属西班牙）约45万人，中国北宋开封城约40万人，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约30万人，高棉帝国的吴哥都城约20万人。在吴哥王朝最繁盛时期，利用雨季储备在大型水池内的水可灌溉8.6万公顷稻田，可供应建设吴哥寺的约50万人口使用（石泽良昭著、瞿亮译《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因此可以说，吴哥王朝的繁荣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密不可分。

　　全新视角分析盛衰成因

　　从阇耶跋摩七世的鼎盛至吴哥都城的陷落，其间仅仅跨越两百多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和最终的崩塌？

　　法国学者赛代斯认为，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发动战争，以及苏利耶跋摩二世时期对吴哥寺的建设，都已严重透支民力，致使高棉帝国的国力衰弱、元气大伤，国运不再。B. P. 格罗斯利埃认为，过度建设水利灌溉设施致使农业经济崩溃，是帝国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权弱化、苛刻征税、地方反叛、印度教思想停滞僵化及上座部佛教渗透等观点。日本学者石泽良昭则通过研究阇耶跋摩八世时期井然有序的废佛运动，认为高棉帝国的衰落迹象是在14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要晚于法国学者的推测（《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

　　最近，以基思·臣穆·瑞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吴哥王朝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灾难，是造成高棉帝国衰落和崩塌的主要原因之一，时间可能是在15世纪中叶。他认为，在吴哥地区流行的疟疾，主要归因于生态灾难，生态灾难反过来又导致了蚊蝇的快速繁殖，而蚊蝇本身就是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像吴哥都城这样的中世纪大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水和垃圾的处理。在雨季，如果垃圾处理不当的话，会污染饮用水，诸如霍乱、痢疾或伤寒之类的肠道感染病的流行，就可能会增加。这在当地人口中会引起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虽然此种说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从古代流行疾病的角度来分析高棉帝国的衰落，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视野。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病癞”条云：“然多病癞者，比比道途间”，考古学家夏鼐认为，“病癞者”即麻风病患者（周达观著、夏鼐校《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伯希和亦持此观点。

　　流行疾病困扰人们生活

　　麻风病（leprosy）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单词 lepra，原意是指“蛇的鳞片或人体皮肤剥落的小薄片”。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用lepra指称某些良性皮肤病。公元前3世纪，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用 lepra来指代人脸部的痤疮或皮癣。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诗人罗曼诺斯在一首赞美诗中，将 lepra描写成使患者身体变得畸形、身体四肢受到摧残、皮肤腐败溃烂的疾病。至此，lepra就几乎等同于中世纪意义上的麻风病。直到1873年，挪威科学家阿莫尔·汉森发现麻风杆菌（麻风病也因此被称为“汉森氏症”）之前，人们对麻风病的观念一直停留在罗曼诺斯的时代。

　　麻风病在历史上一直困扰着人类，关于它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圣经》中关于这种疾病的记载。有研究者称，这种疾病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最后一个共同的细菌祖先——古人类和原始人都患有麻风病。麻风病的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地区，随着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类的迁徙和流动，它由一种地区性传染病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疾病。由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温度相对较高，为麻风杆菌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和繁殖条件，而温暖湿润的东南亚地区已然成为“麻风病之乡”。在我国史料中，最早出现“麻风”一词，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编纂的《太平圣惠方》中，书中记录了关于麻风治疗的方法。

　　《真腊风土记》“病癞”条载：“然多病癞者，比比道途间。土人虽与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谓彼中风土有此疾。又云曾有国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从“谓彼中风土有此疾”“有国主患此疾”的史料可知，麻风病在高棉帝国境内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人们对此也已经有一定了解，而且这种疾病在该区域具有一定普遍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易患病。在吴哥通王城内斗象平台的北侧有一座癞王台建筑（Leper King Terrace），就是为纪念患上麻风病的国王而建造的。

　　10世纪初，耶输跋摩一世（889—910）在罗莱寺（Lolei）建立的僧房的规诫中，明确禁止麻风病人出入。根据塔布隆寺（Ta Prohm）内出土的碑铭可知，当时（1186年）整个高棉帝国内有102处“医院机构”。这类建筑从耶输跋摩一世时期就开始存在，到了阇耶跋摩七世时成规模化。今天，“医院”本身的建筑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可能是用木构件建造的，只剩下用砂岩或红土岩建造的小型寺庙，供奉着治疗疾病的药师如来。在吴哥都城四周至今仍残留有四座医院性质的寺庙遗址。

　　2006年2月，基思·臣穆·瑞希对吴哥都城西部医院小型寺庙Prasat Ta muong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考古发掘。结果证实，该寺庙形制、规模与预期计划基本一致，寺庙周围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建筑遗迹，其用途需进一步确认。此外，寺庙中还发现了近代墓穴，目前正在对骨骼进行分析。根据出土碑铭记载，当时规模最大的医院机构平常大约有200人在工作，中等规模的在100人左右，小规模的保持在50人左右。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医院机构”对麻风病的治疗主要依靠大风子油。《真腊风土记》“出产”条载：“大风子油乃大树之子，状如椰子而圆，中有子数十枚。”如巴戎寺和医院机构小型寺庙的浅浮雕中，就有用球状果实的汁液为某位王室成员进行按摩的场面。这种治疗方法首先出现在印度，之后随着宗教、商贸传入东南亚地区。大风子油由大风子的成熟果实压榨提纯而来，是一种天然药剂，但药理效果并不明显。

　　多重原因导致帝国衰落

　　《真腊风土记》“澡浴”条载：“地苦炎热，每日非数次澡洗则不可过，入夜以不免一二次。初无浴室盂桶之类，但每家须有一池，否则亦两三家合一池。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妇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澡洗。”“产妇”条载：“且次日即抱婴儿，同往河内澡洗。”

　　2012年4月，澳大利亚考古学者达米安·埃文斯利用空中激光雷达扫描了900平方英里的森林茂密的吴哥地区，显示出多个属于高棉帝国时期的古老城市。这些城市的街区基本上都呈棋盘状，中央有护城河，城市内有多处水池以及丰富的运河水系，其中棋盘状的街区主要为高台（建筑遗迹）和水池。如此，则印证了《真腊风土记》中“每家须有一池、两三家合一池”现象。

　　伯希和为《真腊风土记》“病癞”作注时，认为洗澡与癞疾有一定关系。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通过皮肤亲密接触或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染源主要是未经治疗的多菌型麻风病患者。同时，麻风病还具有遗传性、易感染性且患者家庭内部传染问题较为突出，多在直系亲属间互相传染，有家庭成员内部聚集现象（唐红梅《20世纪80年代以来遇难省麻风病研究综述》，《保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麻风病侵袭患者的皮肤和神经，如果不加以治疗，它可能导致残疾甚至死亡。麻风病的畸残造成严重的劳动力丧失，缺少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同时也给家庭和社会增加了经济负担。可以说，麻风病既是一种医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等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周达观在高棉帝国（真腊）逗留期间（1296—1297年），他看到的村落“因屡与暹人交兵，遂至皆成旷地”。结合柬埔寨历史可知，在阇耶跋摩八世时，阿瑜陀耶王朝国势强盛，南侵马来半岛南部，并狼牙修国（真腊属国），东征柬埔寨，数次入侵吴哥。

　　在当时的东南亚社会背景下，人力资源十分珍贵，成年男性被用作保卫国家、修建寺院和蓄水池、开凿水道等的劳动力。而频繁的战争致使大量的人口减少，同时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与麻风病患者在同一池内澡洗）、政府医疗职能的减弱，导致麻风病进一步蔓延，高棉帝国内仅存的劳动力也随之逐渐丧失，更何谈社会财富的创造。尤其是阿瑜陀耶王朝对高棉帝国发动战争以来，双方进行了数次交锋，在伤亡惨重的消耗战之后，吴哥的都城轰然倒塌，而麻风病则成为压垮高棉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