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是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状如曲尺，悬挂于架上，击之而鸣。考古出土先秦时期磬的实物甚夥，年代较早的典型器物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M3002：6、M3015：17），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商代石磬（2、316、332、1595、1596），等等。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磬”字，且有多种不同写法。《说文解字》：“磬，乐石也。从石、殸。象县虡之形。殳，击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许氏对字形的分析与其构形正相吻合。《诗·商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毛传：“磬，声之清者也，以象万物之成。”《左传》襄公十一年：“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杜预注：“镈、磬，皆乐器。”

　　考古所见商晚期青铜磬 

　　据考古出土的实物所示，磬主要用玉、石或金属（青铜）等材质制作而成。先秦时期，磬绝大多数为石质，青铜磬在长江中游地区偶见，较为典型者有下述几例。

　　2012年，湖南省汨罗市白塘乡曹家村刘家塅船形山出土一件青铜磬，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扁体豕形，足屈曲于胸下，口微张，上唇卷，背出牙戟扉棱，下有一圆形穿孔可供悬挂，短尾，双面造型。器身分置九枚乳钉为主纹饰（可能与敲击的声音有关），间以云雷纹、鱼鳞纹和圆涡纹等。通长52厘米、高28厘米、厚1.5厘米，重13.05千克。年代为商代晚期。

　　无独有偶，早在1992年，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白庙山也出土过一件青铜磬，现藏于长阳博物馆。猪形，扁平状，矮足屈曲于胸下，背上有钩戟状扉棱，短尾，两面造型。器身中部偏上有一长方形孔，以系绳悬挂。背部饰凤形扉棱，器身两面以十枚乳钉为主纹饰，间以云雷纹和圆涡纹。可发出两个乐音。通高25.3厘米、长46.2厘米、厚1—2厘米。年代为商代晚期。

　　再早至1989年，距离上述汨罗曹家村不远处的湖南湘阴县城关镇也出土有两件猪形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两磬形制相近，均呈猪形，两面造型。两面周缘饰十枚乳钉，悬磬之穿为长方形，磬身满饰云雷纹。年代为商代晚期。湘阴出土的这两件磬，一件长50厘米、高26厘米，重13.55千克；另一件长56.3厘米、高28.5厘米，重17千克。无论是体形大小，还是形制纹饰及造型风格，均与湖北长阳出土的青铜磬十分接近。对照可知，长阳出土的青铜磬后足残缺（尚保留有残损痕迹）。

　　这四件青铜磬形制纹饰总体上大同小异，风格近同，年代也相近同，皆为商代晚期。长阳距离汨罗、湘阴较近（350千米左右），结合三地当时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三地应拥有相同或相近的考古学文化，故而呈现出相近的文化因素和器物风格特征。

　　金沙遗址铜器特征 

　　著名的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曾于2001年在Ⅰ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出土有七件“铜龙首形器”（或称“龙首形铜饰”，C：506，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据发掘者介绍，这种龙首形器圆眼，张口露齿，造型简练，形象细腻而又夸张，不同于其他地方所出的龙形装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这种器物平面呈弧形，推测可能是镶嵌于某种柱状器上面的饰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牛首、铜鸟、铜虎、铜貘等青铜饰件皆无穿孔不同，该器中有穿孔，与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青铜磬形制近同，应为供系绳悬挂之用。因而发掘者认为，系镶嵌于某种柱状器上面的饰件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该器整体造型与上揭湖南汨罗、湘阴和湖北长阳出土商代晚期的青铜磬大同小异，器身所饰云雷纹也是商代晚期常见的样式，二者立意相同，造型及风格相近。其形虽一为猪，一为龙，但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器身中间的圆孔，也应是作为系绳悬挂之用。结合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时代相当的青铜磬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龙首形器显然也应系磬。

　　金沙遗址至今进行勘探和发掘的地点已达60余处，已基本确认遗址分布面积约5平方千米，发现有祭祀区、大型宫殿建筑区、大型墓地、居住区等重要遗迹，出土珍贵文物数万件。在祭祀区内发现大量高等级祭祀遗迹和数量相当惊人的金、铜、玉、石器，此外还有漆木器、骨器以及上万件陶器和成吨的象牙，数千件的野猪獠牙、鹿角等，表明当时的祭祀活动频繁、内容复杂、形式多样，也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遗址的规模和遗物的等级分析，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有可能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已达几千件，种类繁复，有大型容器，更有数量繁多工艺复杂的精细饰件，表明当时已有成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所出青铜乐器中有铜铃，其形制多简单，体形都较小，保留了较多的铜铃早期特征，也有制作和工艺相对复杂的鸟形、鹰形铜铃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也出土了43件铜铃。由此看来，金沙遗址出土铜磬类乐器似也合乎情理，并无奇异乖谬之处。

　　2006年，金沙遗址祭祀区曾出土有两件商代晚期—西周的石磬（L62：1，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至今仍可以发音，音质纯美悦耳。由此也可佐证该遗址出土的铜龙首形器（龙首形铜饰）亦应系磬。

　　汨罗和长阳出土的磬皆仅有一枚，湘阴同出两件，体形皆较大，可推测应皆系文献所载之特磬。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目前资料仅公布两件，一件长9.8厘米、宽6.4厘米、厚0.2厘米，另一件长8厘米、宽6厘米、厚1厘米，体形较汨罗、湘阴和长阳出土的磬要小得多，且非单独出土，然则其非单独悬挂使用之特磬可知。考虑到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数量较多，大小不一，不排除系编磬的可能。

　　发掘者根据器物考古出土情况，同时参照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铃挂架，推定金沙遗址出土铜铃是和铜挂饰、铜挂架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其使用方法是：将铜铃悬挂于铃架中央，周边的架圈上悬挂三件或四件形制相同的挂饰。铜挂架的提梁上还有一环钮，以供悬挂之用。这些配置成套的铜挂架、铜铃及挂饰，可能是青铜神树上悬挂的装饰物。金沙遗址铜铃的使用方法当与三星堆的相同。虽然金沙遗址目前还未发现铃挂架和青铜神树，但数量最多、形式各异的铜挂饰的出土，说明金沙遗址中极可能也有三星堆那样的大型青铜神树或相类的东西存在。铜铃及与其配套使用的铜挂饰的使用方法，也可作为该遗址所出青铜磬的参照。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与铜铃及与其配套使用的铜挂饰体形大小相仿，其使用方法也应相仿，即悬挂于青铜神树上使用。

　　古蜀与中原交流密切 

　　成都与长阳、汨罗、湘阴等不同地点出土的青铜磬时代相当，造型风格近同，绝非偶然。湖南汨罗、湘阴青铜磬的出土地点，距离汨罗玉笥山商代文化遗存仅5000米左右。玉笥山商文化遗存与中原商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其邻近的岳阳、宁乡（黄材、炭河里）、望城（高砂脊）、长沙、湘潭（青山桥）、浏阳（双峰）等地发现的商文化遗址、遗迹亦然。在与湖北长阳青铜磬的出土地点相邻近的荆州（江陵）荆南寺、荆州（江陵）梅槐桥、沙市周梁玉桥、东岳庙遗址，先后发掘出土商代遗存多处，其文化面貌同样与中原商文化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所周知，古蜀文化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虽面貌有异，地方特征明显，但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且无根本差异，同属当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一部分。三星堆文明如此，金沙遗址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也不例外，该遗址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与相近的湖南、湖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风格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表明其背后的文化和理念也相近。当时，各地之间的文化和族群存在交流与互动，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证明商末周初之时，古蜀地区与内地及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上揭石磬一样，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是古蜀国用于祭祀礼仪中的实用性乐器。它的出土及确认，对于研究四川盆地商周时期的音乐、礼制，以及商代晚期成都平原与内地及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据器物造型风格及考古学文化因素等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龙首形器（或称“龙首形铜饰”）应系磬。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磬数量较多，大小不一，或系编磬，其与金沙及三星堆遗址出土铜铃及配套使用的铜挂饰使用方法相仿，即悬挂于青铜神树上使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