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作为这一基本方针的法规表达，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要求：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已成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要内容。反腐败是法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行动。“以党内法规管住绝大多数，以刑事法律惩处极少数”的政策，已经充分体现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
有效避免腐败的破窗效应
破窗理论认为，无序、违纪与犯罪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党内无序行为不加管制，会发展成为违纪，违纪行为的蔓延，会带来犯罪。为了预防腐败犯罪，则必须以某种规范对无序和违纪行为进行干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助于避免无序行为转向违纪行为、违纪行为滑向腐败犯罪的深渊，有助于有效避免腐败的破窗效应。
构筑更牢固的防线。在某一时间点上，腐败犯罪的一个细微增加就有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这就是犯罪的破窗效应。在只重视惩罚强度而不重视惩罚概率的法律环境中，破窗效应带来的犯罪机会主义心理，会导致腐败分子“前腐后继”。由此可见，抓早抓小和法网严密是有效避免腐败破窗效应的客观需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分体现了抓早抓小和法网严密反腐机制。其中，抓早抓小意味着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监督执纪的第一道防线，而法网严密意味着反腐不能有漏网之鱼，应构筑起严格的腐败发现机制和严密的腐败惩罚体系。不难看出，“红红脸、出出汗—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之间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相互关联，相互衔接，形成了一个更为严密的惩罚体系，且侧重点不同。因而有助于构筑更牢固的反腐防线。
体现法律的人道性。轻微的腐败与严重腐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反腐败制度设计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从轻微腐败着手，使其没有机会转变为严重腐败，这才是腐败预防的根本。从治理的角度，反腐败不是先放纵腐败发生、发展与壮大，然后再以刑法严厉惩罚腐败分子，而是要通过反腐败国家立法体系建设，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通过对轻微腐败的及时干预，阻断腐败向严重化发展的链条，把腐败发生率降低到冰点，这才是对公职人员的最大保护。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分别构筑了预防腐败的四道防线，把党纪挺在国法前面，能够把腐败消除于萌芽状态，避免腐败分子由“苍蝇”到“老虎”的蜕变。同时，党政处分失去的是职位或级别，而不是自由或生命，可以避免公职人员因腐败而“把牢底坐穿”或者家破人亡，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人道性。从法理上分析，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犯罪学意义，腐败属于社会顽疾，必须痛下猛药。治理腐败需要立法智慧，立足于破窗理论，当腐败还是无序的时候，就给予必要的法律干预，以免其从无序到违法，从违法到犯罪。就此而言，借助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也是对腐败“痛下猛药”的应有之义，值得珍视。
充分体现反腐败国家立法目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作为反腐败立法的一体两翼，目的都在于减少、预防腐败。反腐败，关键在于预防腐败，这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目的。抓贪官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治标之策，法治才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和保护公职人员，才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最终目的。从法治意义上说，就反腐败的制度防线而言，严格党纪、教育公务员等预防措施乃是制度防线中的前置防线，抓贪官是反腐败制度防线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前置防线崩溃之后，才需要以抓贪官的方式惩治腐败。预防官员在纪律上犯小错，正是预防腐败的时间节点，把反腐败理解为抓贪官，就会错失腐败预防的最佳时机。
预防腐败是立法目的，惩罚腐败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腐败预防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是预防没有腐败的人将来走上腐败道路，特殊预防是预防已经腐败的人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这一有效机制，它把预防腐败作为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在具体实践上体现了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实际效果上能够达到“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会形成不敢腐的氛围，对实现一般预防意义重大。同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理念，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利于消除腐败分子腐败的动机，形成不想腐的环境。总之，我国反腐败立法目的从事后惩罚转向事前预防，也意味着反腐败方式的时代转型，即从工具主义模式转向治理主义模式。
党政处分与刑事惩罚共筑反腐安全网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如何实现反腐零容忍，在《刑法修正案（九）》提高贪污、受贿等之量刑标准的情况下，从严反腐离不开党内法规的制度作用。党内法规是从严治党的体现，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并行，有利于真正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有利于把反腐“制度的笼子”织紧扎牢。但是，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不能混淆，更不能以党政处分替代刑事责任。
不能混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我国立法体制以违法二元论为基础，区分行政法、党内法规与刑法，从而形成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区分。职务违法是国家公职人员违反行政法、党内法规的行为，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法的行为。前者涉及行政处分或党政处分，后者则需要判处刑罚。两者之间界限分明、相互衔接，共同构筑反腐败的安全网。《国家监察法》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反腐败进入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运行至今，检察机关受理的腐败案件数量比以往大幅度下降。但有的地方监察机关混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界限，不能有效实现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衔接，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并不是以党政处分代替刑事责任，而是要通过多重防线，把达到犯罪边界的腐败分子变成极少数。
不以党政处分代替刑事责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治理策略，在新时代则体现为“以党内法规管住绝大多数，以刑事法律惩处极少数”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在于避免腐败的破窗效应，在于当职务违法尚未发展到职务犯罪时，通过提高惩罚概率的方式，避免国家公职人员由职务违法转向职务犯罪。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把敢于突破纪律走向犯罪深渊的犯罪分子降低到极少数。对于这些极少数的腐败分子，仍然要坚持有罪必查，并把惩罚的必然性作为一个重要任务予以落实。换言之，“以党内法规管住绝大多数”在于通过对职务违法的干预而预防职务犯罪，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对于腐败犯罪而言，国家监察机关决不能以党政处分代替刑事责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有丰富的法理蕴含，既体现了对腐败的零容忍政策，坚持“老虎”与“苍蝇”一起打，体现了“腐败不除、决不收兵”的反腐败决心，又贯彻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更加有利于实现预防腐败的立法目的，因而是我国在腐败犯罪预防与惩罚制度上的重大创新。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