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馍，古时曾被称为馒头、蒸饼、乳饼和环饼等，是一种历史悠久、色彩丰富、造型独特和寓意深厚的面塑艺术。它们盛行于黄河流域，常常在节日仪式、婚丧嫁娶、庆生贺寿或乔迁开业等典礼中，被用来敬神祭祖、禳灾祈福、渲染气氛，形象地表征了人民群众的情感结构、生命意识、理想愿望和审美趣味等。

　　花馍“前身”：饼

　　饼，《方言》释为：“面食也。”《释名》言：“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正字通》解：“溲，水调粉面也。”唐徐坚《初学记》和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载“面”前有“麦”，这说明饼是以面粉为原料。两汉时期，饼已有了明确分类，且因造型和烹饪方式不同而各得其名。刘熙《释名》载，有“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饼品种多，受众广。据《汉书》《后汉书》《急就篇》《释名》等记载，皇室、王公和百姓皆爱饼。“宣帝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为了更好地为皇室供奉饼食，宫廷还设置了专职主管饼饵的汤官，班固《汉书》、蔡质《汉官仪》和李林甫《唐六典》等文献均有记录。从宫廷到街肆、从皇族到市民，饼已举国风行。

　　饼的需求量大，有市场卖点，因此促生了专门经营饼业的商人和商铺。刘歆《西京杂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其中“卖饼”可说明当时的饼已商业化了。

　　不过，其时饼只是日常食用之物，尚未看到用于祭祀活动的文献记载。据《四民月令》《礼记·乐记》和《史记·礼书》载，祭祀讲究“贵本而亲用”。所谓“贵本”，即贵饮食之本，指大飨和常祭时尊崇始祖原始的饮食习惯，以麦、清水、生鱼和不加调和的肉汤等原材料为祭品。而“亲用”指随后敬献给祖先食用的精美食品。饼尚未被用于祭祀，可能是饼在外形、色相或者味道方面还算不上是最精美之物。由此推断，现代意义上的花馍在两汉时还未出现。

　　孔明发明花馍的传说

　　诸葛亮发明花馍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宋高承《事物纪原》、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和清徐珂《清稗类钞》等文献均有记载：诸葛亮征伐孟获，听闻南蛮之地多妖魔邪术，需用人头祭拜神灵。孔明不愿再沿用这一野蛮陋习，便命人用面包上羊肉和猪肉，塑成人头祭祀。由此来看，当时制作馒头的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可以做成栩栩如生的人头形象，足以以假乱真，达成与真人祭祀相同的目的。这种馒头已与今天的花馍差可比拟。

　　不过，诸葛亮发明花馍的故事存在诸多疑点。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典籍中未曾见到诸葛亮发明馒头的史实材料，至宋高承《事物纪原》才开始出现相关记载，而此时距离诸葛亮七擒孟获已过七百多年。《事物纪原》是一部专门考证事物起源的类书，书中所载孔明发明之事并非原创，而是引自《稗官小说》。而《稗官小说》所录皆为街头巷尾之谈，带有较强的演绎成分，不足以为史学徵信。所以，书中最后自得结论：“馒头疑自武侯始也。”“疑”字足以见出作者的揣测之意，姑妄之言。清张英、王士禛《御定渊鉴类函》云该典出自《三国志》。但在《三国志》原文和刘宋裴松之的注解中，却只字未提此事。与《事物纪原》所记祭祀在出征前举行不同，《御定渊鉴类函》中的祭祀是在班师路上进行的，这一情节与《三国演义》完全一致。这似乎可以说明，《御定渊鉴类函》所引的《三国志》应为《三国演义》之误。

　　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中曾对该传说提出质疑：“食品馒头本是蜀馔，世传以为诸葛亮征南时，其俗以人首祀，孔明欲止其杀，教以肉面二物像人头而为之。流传作‘馒’字，不知当时音义如何，适以欺瞒之瞒同音……”曾氏的见解不无道理，馒头应是地方百姓长期饮食实践的智慧结晶，是不断地摸索和创新面食的衍生物。而人们之所以把发明馒头之誉“冠”以孔明，或因为古人习惯于把发明创造归功于某位声名显赫之人，如罗颀《物原》所载“有巢始教民食果、神农始耕作炒米和轩辕造粥饭羹炙脍”等传说，即与此相似。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也较为常见，维柯就在《新科学》中提到：“埃及人把一切对人类生活有用的创造发明都归功于最伟大的霍弥斯。”花馍的起源亦然，诸葛亮神机妙算、智慧超群，在民间一直具有崇高地位，所以人们乐意把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集中到诸葛亮一人身上，尊崇其为花馍的创始人。

　　花馍起源之确证

　　诸葛亮发明花馍之说难以令人信服，不过，三国魏晋时期花馍已经出现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烹饪工具如甑、釜和蒸笼的使用及其不断进步，以及发面、起面和蒸面技术的逐渐发展，人们加工、改良、装饰和美化饼食的技术和自由度更高，饼食的品种、式样、形态和色相越来越丰富多彩，而口感和味道也会随之更为甘美香醇，原本不过是解决口腹之欲的实用性饼，就有可能超出日常功用，成为被人欣赏观照的审美对象。

　　西晋著名文士束皙的《饼赋》，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该赋具体地叙述了制饼时的用料、拌馅、发面、捏塑和蒸作过程，细致地描绘了时人出神入化、娴熟高超的捏饼塑馍技艺，还以铺陈夸饰、侧面烘托等修辞手段，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蒸饼的芳醇香美，反映了一种对日常世界诗艺性和情趣性的全面关注和积极肯定。

　　就花馍来说，民众当然会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塑造花样繁多的馒头，并对它们进行加工、装饰和美化，使其光滑圆润、美观对称、洁白如玉和味道香醇，如束皙《饼赋》所云：“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更有甚者，人们还有可能在这些柔软灵活的面塑形态上投射某种文化意味、思想情感和理想愿望。也可能正是这种原因，在魏晋时期，人们已经选择把具有鲜明审美要素、积淀某种文化意味的面塑制品当作祭祀神灵祖先的珍品。

　　饼食和馒头在三国魏晋时期已成为重要的祭品，其史料散见于《祭仪》《祭法》《四时列馔传》《饼赋》《祭记》和《晋书》等典籍。曹魏时缪袭的《祭仪》“夏祀以蒸饼”是最早记载花馍的文字。西晋卢谌《祭法》曰：“春祠用曼头、餳饼、髓饼、牢丸；夏秋冬亦如之；夏祠别用乳饼；冬祠用环饼也。”高承《事物纪原》也对此加以确认：“至晋卢谌《祭法》，春祠用馒头。始列于祭祀之品。”西晋荀氏《四时列馔传》亦有：“春祠有曼头饼，夏祠以薄夜代曼头，无能作以白环饼。”这里的“曼头”即“馒头”。由以上材料可知，最初只在夏祀用蒸饼，后来发展为春夏秋冬四季都使用饼和馒头，且不同季节供奉不同样式的面塑。这些面食在色、香、味、形方面应该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可以作为最精美和最工致的礼物献给神祖，以表达对祖辈的尊崇与怀念，并祈求神灵的护佑与赐福。

　　魏晋时，除了四时宗庙祭祀，花馍还被用于祈雨求福和欢庆丰收等各种仪式。徐畅《祭记》载：“五月麺熟荐新，起潄白饼。”“荐新”即尝新，指农产品成熟收割之后，人们把最新的收成敬献给神灵让其尝鲜。“起潄”（“起溲”之误）是发酵的意思，“白饼”类似于今天的白馒头。这个例子指的是馒头已经登堂入室，成为春夏之交的麦收祭的重要物品。范汪《祠制》载“夏荐下乳饼臛”，“乳饼”应为当时加入乳酪等奶制品所做的一种饼，这说明祭祀饼的种类更为丰富多彩。五月麦熟季节，用新收麦子磨成粉，然后发面做成饼，敬献给谷物神和土地神，感谢和回报他们的馈赠，并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安乐富庶。用花馍祭祀麦收的习俗，在现在的关中平原还有所保留，只不过演变为“串忙罢”，“串”为走亲戚，“忙罢”是忙完的意思。在麦收结束后，当地民众会拿着新麦磨的上等面粉做成的元宝、云云、马蹄和莲花卷等花馍，走亲戚、看朋友、尝新麦和庆丰收。

　　祭祀之后，作为祭品的花馍，还会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使食用者祛病避祸。《杂五行书》载：“十月亥日食饼，令人无病。”花馍的这种功能也被运用于宗教活动中的禳灾驱邪。357年的《佛图澄所化经》载：“自今以后，当行毒肿病，十伤九死，无门不有。汝急作福，可得度世，三家五家，随村大小，共作龙虎舌（蛇）饼，人各持七枚食之，一日一夜转经行道，可得度世。”这些每人可吃七枚的小巧玲珑的花馍，制作复杂巧妙，被塑造为栩栩如生的龙虎蛇形象。龙、虎、蛇在民间文化中常被认为是具有非凡力量的神圣之物，可祈福求吉，战胜灾难瘟毒。其时的龙虎蛇饼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性，而且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功能，这和现在的花馍已经没有太大区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农村文化建设视阈中的关中花馍艺术研究”负责人、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