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性危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方面努力从学术层面就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等时代问题提出中国主张，另一方面则不断积蓄力量，通过对“中国学派”构建的再讨论，对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以及对新研究领域、新研究路径的再探索，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创新发展。
一、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应
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使用“后疫情时代”的表述。这意味着，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虽然对于这次疫情造成的后果有多深远，我们无法立即回答，但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补充，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首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走向深入。针对近年来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全球化受阻、民粹主义再掀浪潮、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局面，程亚文在《全球化的政治限度》中指出，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时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国际和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叠加，全球化已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未来，全球化开新应从两处破题，即构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加平等、资本重新受到政治规制且能保持活力的全球化。张宇燕则提出，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没有其他选择。张蕴岭也认为，反全球化势力一直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但开放下的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不仅是当代，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在改变，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世界不会退回到各自为政的“部落主义时代”。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全球化受阻造成的全球治理困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刘贞晔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造成的全球化“熔断”，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这一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对此，史本叶、马晓丽认为，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的理念、主体、客体以及规则和动力均需要再塑造。
其次，重新评估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杨洁勉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变化相比，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够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具体到当下的中美关系，郑永年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冷战”状态进一步升级。但赵可金认为，“新冷战论”并不成立，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仍在争论之中。王缉思也认为，只要坚持三个底线，即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持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只是一个时间和机遇问题。针对此前美国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学术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确有其解释力，而且从艾利森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来看，也是意在管控分歧和冲突，避免陷阱。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或拒斥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指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是否真正感到恐惧。从目前来看，美国整体的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据此，一方面，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持续互动不当，可能会发生更具破坏性的结果。总体上看，学者们对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仍持积极乐观态度。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外交的总体期盼。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知识体系再塑
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2020年，相关讨论在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向度上得到继续深化。中国学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面对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大调整的发展趋势，用中国的实践、思想和理念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将之内嵌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使命又是重要机遇。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再塑的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南。
孙志伟、郭树勇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理性看待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直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实践进程，超越了国际政治的既有理论。而这一超越具体表现为：在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以利他性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权国家自私性论断，既尊重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更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道义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在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上，突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有模式，以承认世界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对国家间合作的认识上，扬弃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关零和博弈的认识，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对国家间分歧的认识上，主张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更大程度、更深层次的融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回应“安全困境”议题；在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上，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取代结盟竞赛，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吴志成、徐坚等学者亦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因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等时代条件，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蓝图，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是迈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指导思想。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生成从来就不是单纯知识逻辑建构的结果。如秦亚青所言，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滋养、启迪下，使用中国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的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基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迫切需要提升将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与理念转化为新的理论的能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既有的“中国学派”创新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和中国在这一历史交汇期的发展实践，进行新一轮的理论建构。严双伍等学者明确提出，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方式对中国发展的规律进行系统性解释，是推动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紧扣合作性有序竞争这一逻辑主线，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大现实主题、推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系统互动的目标，再塑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
三、概念创新的反思与方法缺陷的检讨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和概念历来有很多探讨。2020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概念上的反思和方法上的检讨。
针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创新，尹继武总结了五种基本路径，包括基于普遍事实的概念创新、基于特殊事实的概念创新、重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借鉴与引入中国传统概念，以及基于因果解释的概念创新。但作者同时提出，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概念创新要遵循基本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理论功能，在考虑独特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的适用性。此外，学者们还对与中国外交实践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进行了审视。如戴正、郑先武通过对同盟的研究认为，作为一种外部制衡的手段，同盟往往是国家行为体获得安全感的普遍方式，但同盟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敌友理论”的哲学理念不谋而合，而以敌我区分的政治从根本上无法引领人类走出冲突的困境。基于此，中国提出的“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外交倡议框架，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替代路径。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有学者进行了学理探索。他们认为，由于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的升级和地缘博弈色彩的加剧，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日益显著。因此，对“信任”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认知型”与“情感型”两大向度进行认识。而要切实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赤字问题，就应从认知与情感双维度予以补偿。
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冯玉军提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诸多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缺失或错误导致的。要整体性地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并使之切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要走出思想误区，树立复合性思维，摆脱各种各样的“伪命题”，实现“历史回归”，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王立新则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比较中发现，国际关系预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王政达还总结了照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四大缺陷。一是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建构、假设约定、理论检验和演绎法建构理论的局限性五个方面；二是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隘；三是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四是证伪方法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对预测的检讨相呼应，唐世平、王中原总结了科学选举预测的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和大数据范式。他们认为，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且各具优势，而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在美国大选期间，唐世平及其团队推出了一个基于普选胜率的预测，取得了不错的预测结果。
四、国际问题的政治学、史学与美学路径新探
国际关系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已成共识。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日益突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持续提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路径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之外，传统的政治学、史学路径因为新的探索，正日益实现新的突破，而美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亦初见端倪。
第一，政治学路径的突破。有关用世界政治研究改造甚至替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考在2020年得到进一步彰显。2018年王缉思在《世界政治的终极价值》一书中提出以“世界政治”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与之相呼应，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世界政治研究》辑刊。2020年杨光斌进一步发文提出，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既然是“创新”与“突破”，就不能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或者“学派”。而要做到理论的创新，首先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议程。“世界政治学”就是一种新的研究议程。与世界政治思路的探索不同，也有学者试图从政治学对国际关系的束缚中走出来。尚会鹏则提出了一种适应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即从单一的国际政治本体转到更为多元也更接近事实的国际关系本体。毋庸置疑，政治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在政治学大框架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仍有争议。
第二，史学路径的回归。史学路径的回归是近年来备受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问题。2020年《史学集刊》在第4期和第5期连续推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两组笔谈，将讨论推向深入。其中，刘德斌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中提出，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挣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桎梏，将理论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而共同体概念的重塑或可成为理论重塑的基点。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专题。此外，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的史学路径带来更多理论支持。在陈奉林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东方外交史”已经从一个概念逐步发展成一个学科体系。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试从东方外交实践出发，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朱小略的《中国外交起源的再探讨》一文或可视为在这一大框架下的最新探索。文章通过对中国外交起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间活动的再认识，不仅为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及其思想“述古”“议古”找到了逻辑依据，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外交理论中的现代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美学路径的尝试。如王逸舟所批评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与不同知识间的通约对话，缺乏人文向度和艺术向度的学科探索。而严展宇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艺术转向：内涵、意义及其限度》一文，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学向度的扩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文章提出，艺术转向是基于“国际政治理论美学转向”的进一步探索。艺术转向就是以关系美学为认识论基础，通过平衡考察事件的审美特征和历史社会语境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当然，作者也注意到，艺术转向面临着研究线索模糊、知识进步方向不明确等方面的限制。但总体上看，该研究从此前有关音乐、电影等具体艺术门类的探讨中抽象出来，或可视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多维度发展的一次身体力行的实践。
五、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等领域的最新开拓
2020年，除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传统学术路径的突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还进一步拓展传统研究领域，并孕育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区域与国别研究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新的生长点。与以往一味积极推进相比，2020年的相关研究多了几分反思的味道。钱乘旦发文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但他同时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但如果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则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张云在《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一文中亦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可以在实践意义上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围绕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学界亦有建立独立的区域与国别学的呼声，但到底是建立新学科还是发展新体系，还在争议之中。
其次是国际发展研究。国际发展研究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全球有100多所具有影响力的高校设置了国际发展研究专业，吸纳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和实践人员。他们不断创建话语、设置议题，塑造着国际发展实践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由于国际发展与援助多有重合，以往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援助方面。但随着由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转变的完成，中国迫切需要从国际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实践。徐秀丽、李小云在《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一文中指出，面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经验，传统发展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日趋下降。各种新型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也缺乏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探索新的替代性叙事框架来把握这一重大全球转型过程。对此，徐佳利以世界银行为例，提出“知识分享”是国际发展参与主体通过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是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正在为国际发展开辟新的方向、提供新的出路。随着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更多参与和实践，国际发展研究或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最后是有关“周边学”和“联合国学”的讨论。应该说，周边研究和联合国研究都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周边”与“联合国”都焕发出了新的意义。基于此，建立新学科的呼声随之出现。“中国周边学”是石源华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2020年他在《国际观察》推出的专题文章中再次申明，中国周边学新概念的提出和新学科的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求和产物。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周边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改变当前周边研究滞后和碎片化的状况。张贵洪亦提出，基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建立“联合国学”十分必要。但与建立区域与国别学的讨论类似，这样的提法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构想层面，具体研究仍有待在争议中进一步展开。以周边学为例，刘雪莲在争鸣文章中即提出，建构中国周边学必须首先明确其与中国边疆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边界。
六、评析与展望
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挖掘，以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方面可圈可点。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掘。张小波、刘世强认为，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低估和边缘化。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议题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它深刻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并直接影响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兴起，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新中国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为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超越。其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例如，潘忠岐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力”的对比中发现，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势”极具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从中国出发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唯其如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不辜负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应该看到，受制于当下国际突发事件频发、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现实，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显不足。
首先，对全球化、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等“大势”的研判还是粗线条的，缺乏视角更为宏大、论证更为细腻的成果。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探索本身必将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系统工程。而这也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学科束缚，自觉置身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系统考察每一个可能的变量。如杨雪冬所言，当下全球化进程进入动荡而曲折的平台期，大国之间在重大全球性议题上共识破裂，全球价值出现严重赤字，需要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来弥合纷争。对于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与重构，亟须学界投入更多关注。其次是对学科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争论仍有待深入，有关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呼吁还有待在研究中“落地”，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学科影响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如余潇枫所言，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场域”和学术平台，它不仅有多重的二元复合性，而且还有与“前后左右”相关联的时空复合性。研究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既需要考察其与“左右”相关联的学科交叉，更需要通过对“价值时空”观的运用来检验学科发展以及考察未来语境下的学科杂合，特别是新科学技术革命将导致的“网”球化，已经为“后人类国际关系”建构起新的时空坐标与学科基础。
总体上看，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不负时代重托，作出了应有的努力。期待“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更大的耐心和定力，负重前行，磨砺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执笔：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