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的蔓延。在全球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时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凸显出东亚国家正在推动具有区域特色的一体化发展新趋势，推动东升西降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要辩证地认识机遇与挑战，以战略定力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不容忽视

　　在美国引领的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世界新保守主义思潮呈现上升与复兴的总体态势，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上升为主流思潮。这一态势推动处置国际关系的战略与策略均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构建单极化霸权体系转向，造成对我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思潮的辐射和影响，以极化和对立的思维逆全球化而动，影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发展。

　　新保守主义思潮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兼具传统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色彩。这一思潮主张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霸权同盟的利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演进中，这一思潮波及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亦出现新趋势。这股思潮试图复兴美日在东亚传统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日本试图借美国在东亚战略影响力收缩和东亚地区“去单极化”趋势的加强，通过推动CPTPP谋求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落地继续搅局，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相较于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更强调在意识形态、文明价值观领域的斗争。

　　新保守主义思潮是当代日本政坛最重要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思潮。2019年安倍晋三一改日本历史文化习惯，摈弃从中国古籍选定日本年号的传统，强调以“脱离中国文化元素”为选择年号的标准。在日本学者看来，安倍晋三从日本古籍中选择年号，标志着日本历史的巨大转变，与之伴随的是日本进入国家意识高涨时期。安倍晋三以新年号的设立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途径，激化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其激进的国家意识，成为日本保守势力的有力政治武器。这恰恰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合流的当代特征。接替安倍晋三的菅义伟在推动日本新保守主义思潮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以巩固日美同盟关系来抗衡中国。菅义伟多次表态称，要强化日美同盟纽带，日本要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签订安全防务与装备转让协议在东亚打造以日美为核心的防务合作体系。可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新保守主义思潮依然是日本政坛最重要的主流价值观。

　　新保守主义思潮业已成为韩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痼疾。自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次是9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其核心是主张亲美抗朝，强化紧密的韩美同盟关系；第二次以2004年右翼组织自由主义联队成立为标志，具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韩国新右派运动开始，其核心从强化与美国的同盟政治关系扩展至经济社会向美国模式看齐：经济上主张坚守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念，反对大政府等，整体上充满了哈耶克式新保守主义色彩。尽管保守派政党的两位前总统因官商勾结等罪名锒铛入狱，给保守主义以重创，现任总统文在寅力图削弱新保守主义势力，但在短期内难以扭转新保守主义对韩国的深刻影响。

　　在美国，各届政府都始终坚持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战略，以东亚地区安全和政治威胁为由，企图绑架东亚各国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是东亚区域的主要威胁。

　　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迭起探源

　　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迭起绝非偶然，深受地区历史传统和全球发展新格局等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给东亚地区保持经济繁荣发展和政治安全稳定带来一定挑战。

　　世界性新保守主义思潮崛起。哈耶克曾提出，保守主义通常在新的变化面前无法为现实的行动提供一种可替代的选择，只有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去延缓那些必然的发展变化。世界性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极化发展，正源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下，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国际地位的挑战。一贯实行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担心既得利益受损，又无法提出有效应对各种系统性危机的发展战略，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持敌对态度。因此，新保守主义以理论更加系统、传播策略更加成熟的方式强势袭来，并包装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反社会主义等，迅速传播并蔓延至世界各地，东亚地区必然深受其害。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想根基深厚。保守不是不变，将保守主义放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中有着其明确的义理边界。在西方社会，保守主义的对象是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维护主导全球的市场体系和抵制新兴的共产主义思潮。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属于学习型而非内生型，以日韩为代表的国家既学习中国的儒家传统，又学习近代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可以说，尽管东亚新保守主义带有浓重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但与欧美新保守主义思潮不同之处在于，其兼具对韩化、日化的民族化复归特征。因此，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内核是民族主义，即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一切以对本国发展是否有利为标准的保守主义思潮。正因如此，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东亚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日本、韩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经济实现腾飞；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日美同盟、韩美同盟等政治军事联盟，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东亚地区崛起是一种必然。

　　谨防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搅局

　　中国始终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东亚地区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国应持续关注东亚地区思想新动向，深刻认识东亚新保守主义思潮迭起的历史必然和现实影响，通过倡导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区域发展一体化，为东亚各国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风险与挑战提供机会、营造氛围，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转变。

　　做好对东亚地区新保守主义思潮流变的预判与跟踪研究。社会思潮的本质是社会意识，经常受社会存在的影响而呈现涌动变化态势，但在一定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具有共性，社会思潮涌动呈现规律性，其发展趋势具有可预判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必然要有全球眼光，在关注国内思潮涌动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之外，还应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思潮动向，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思潮变动的把握，为解决区域性发展难题提供支持。

　　世界性保守主义回潮背景下坚持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历史规律表明，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同时会促进区域性联系，东亚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不可控、不确定的历史时刻，自立自保意识增强，加强与邻近经济体的合作成为各经济体的最优选择。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通过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最新签署的RCEP就是推动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之一，使东亚各国在区域一体化的新发展阶段，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利益；另一方面，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环境，为落实和发展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压舱石。具体而言，通过RCEP进一步搭建东亚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机制，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文明冲突论”等新保守主义谬论，打破美国通过政治同盟对东亚和平秩序的企图，消减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东亚地区发展的危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