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便是其中之一。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王彬彬，结合其多年在全球治理模式创新、气候治理与气候传播、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探讨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引领作用。

　　探讨全球气候治理不应“一刀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尽管全球政策决策者和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已有所提升，但在付诸切实行动方面还不尽理想，且欠缺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王彬彬：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多层、多元的结构，分为国际、区域、国家等多个层面，并且包含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NGO）、公众等多元行为体。因此，讨论全球气候治理和全球领导力可以分层面、分行为体来具体分析，从而避免作“一刀切”的简单判断。

　　当下，中美等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态度吸引了较多关注。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相关举措干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以《巴黎协定》为例，美国是唯一两次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视作儿戏，这种行为无法配得上领导力。换句话说，应对气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美国两党动员选民、展示政绩的工具。反观中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议题，2009年派出了最庞大的国家代表团参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会后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应该怎么做以及如何提升气候治理能力。多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愈发认真、努力，并郑重提出了自己的碳中和时间表，可以说“碳中和”已经成为2021年的热词。

　　通过这样的对比不难发现，谁在真正认真、严肃地对待气候治理。更进一步看，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美国主导构建，然而其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率先遵循。例如，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停止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拜登政府虽然强调气候融资的重要性，但对重新注资问题避而不谈。美国联邦政府绕开原已达成共识的治理架构，自诩探索“创新”路径，实际上是要保证其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因此，从这方面看，美国联邦政府的确缺乏可持续的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而中国一直在努力引领，为推动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美国以加州为代表的很多州、城市，都采取了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和行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联邦政府缺位。因此，我们要注意看到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层、多元特质。

　　探索气候治理的中国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能否从您的研究角度简要阐释一下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王彬彬：我在《中国路径》一书中识别了能够同时深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气候治理三大关键利益相关方，即政府、媒体和NGO，并研究了我国这三大行为体在2009—2015年从垂直治理到协同治理的转变。我们曾一度在国际场合对NGO的重视不足，且未能充分发挥媒体的能动性，导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陷入被动。从2010年联合国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解振华在谈判前和谈判中都会约见国际组织、民间机构的代表，主动介绍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帮助这些组织更好地了解中国立场，以便在其组织内部和不同组织之间互通有无，帮助中国赢得更多国际支持。与此同时，媒体也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之后，不仅在国际层面，在国内气候变化相关议题上政府也加强了与媒体和NGO的对话，这样就从垂直治理转向了协同治理。

　　今年1月，斯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From Zero to Hero，是在上述视角下的追踪研究，可以看到更多行为体参与进来，而且出现了一些创新的合作模式。可以说，正是这种转变帮助我们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掌握话语权。这条路径充分践行了“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值得复制到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参与或引领的其他全球治理议题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我国又提出了“3060目标”，即力争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赢得了国际赞誉。对于一些呼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或者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王彬彬：我正在翻译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前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等人合著的《我们选择的未来》一书。书中提出，一个零碳的未来不能依靠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组织来实现。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需要的是联合领导力（collective leadership）。这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异曲同工。

　　要实现“3060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约用50—70年的时间，我们只给自己留了30年的时间，需要动员全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通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也有了更多战略自信来实现碳中和目标。我们应做好自己，用成绩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气候治理故事，助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王彬彬：西方媒体讲故事有一个共性就是更倾向于关注个体感受。2019年，我曾参加“家园归航”全球女性科学家领导力培训和南极科考项目，与我一道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名女性科学家。记得项目开始之初，她们对中国多少还抱有成见。我结合实际例子向她们讲述事实，解答疑问，最后她们纷纷起身鼓掌。这一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反思如何通过发出真实、有温度的个体声音来讲述中国故事。今年初，我和“家园归航”的几名队友一起出版了《我们选择的自己》一书，尝试用精彩易懂的个体成长故事来解释碳中和目标与自己选择的关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一线积极行动，这些故事背后反映的正是国家的开放与进步。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可尝试转变传播策略，推个体、推人物，用国际通行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框架来表达我们的想法。让这些与国家共同成长、为国家发展感到由衷骄傲，并对国际规则有所了解的个体来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我们被《感动中国》推出的人物感动一样，个人的讲述也能感动世界。我期待，未来我们的国家能更生动、立体地立于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