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是久而久之形成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习惯，作家和艺术家也是如此。有人黎明即起、凌晨写作，有人晚上工作，熬到三更半夜。有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构思，有人必须到僻静的乡村才有灵感。有的书房窗明几净，有的书房凌乱不堪。至于吃饭穿衣、抽烟喝酒，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这些事情通常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灵感。

　　有些人的习惯是天性使然，例如以小说《洛丽塔》闻名于世的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7岁起就在乡下独自捕捉蝴蝶，9岁时已对欧洲的蝴蝶种类了如指掌，11岁时就阅读了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关于全世界的蝴蝶的著作，成年后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动物博物馆的研究员，在犹他州发现了一个新的蝴蝶品种，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被载入了昆虫百科全书。所谓神童大抵如此，例如法国的卡米尔·圣桑（1835—1921）3岁作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6岁到欧洲各国巡回演出等。

　　更多的习惯是在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米开朗基罗（1475—1564）只能仰着头才能看清来信，是由于他成年累月地仰头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造成的。巴尔扎克（1799—1850）惯于通宵写作，靠浓度极高的咖啡来提神，以至于尽管体格健壮，却在51岁时就与世长辞。侦探小说家西默农（1903—1989）创作时往往汗如雨下，他特地在纽约买了两件很能吸汗的苏格兰衬衣，每天写作完毕后再换洗。两件衬衣的样式相同，所以才有了他写作时只穿同一件衬衣的传闻。杜拉斯（1914—1996）由于内心孤独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每天要喝5升红酒和各种烧酒。她在43岁时因酒精中毒而患有肝硬化，但每天依然要喝6升葡萄酒才能写作。

　　习惯也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进入电影院等禁烟场所，烟民们就自觉地不想抽烟。过去鲁迅等文人常常左手夹一支烟，右手奋笔疾书，现在流行电脑，左手夹烟、右手打键盘的情景恐怕就很难想象了。

　　许多习惯是一些人共有的，但有些习惯异乎寻常，甚至惊世骇俗，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怪癖。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必须把自己裹在棕色的粗呢被子里，在一个加热的房间里的地面上滚来滚去，出了一身汗之后才开始写作。弗朗索瓦·韦耶冈（1941— ）以小说《弗朗茨和弗朗索瓦》获得法语大奖，他最讨厌找笔，书房里的笔到处都是，桌上还至少要放15支笔才能安心写作。最奇特的是他不仅喜欢把切肉的小案板放在膝盖上写作，经常从晚上10点钟开始一连写上12个小时，而且非要有电灯光照在白色的稿纸上，所以早晨也不打开百叶窗，以至于他在冬季有时甚至整整一个星期都不见阳光。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36— ）承认他一上飞机就吓得要命，只有大声朗读文学名著才能克服恐惧。法国女作家埃德蒙德·夏尔-鲁（1920—2016）继承了著名画家达利的怪癖：写作时必须穿上同一种牌子的羊毛袜子。

　　热爱书籍乃人之常情，但如果像法国作家乔治·杜梅齐尔（1898—1986）那样拥有了几十万册书，书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使书房成了一个堆放杂物的仓库，由于乱成一团而无法寻找，最后到了无法正常阅读的程度，这就是一种病态：藏书癖。有藏书癖就有偷书贼。佛罗伦萨人利布里伯爵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在1930年流亡巴黎受到热烈欢迎，加入法国籍以后成为国民教育部的图书馆总监察员。他经常到各大图书馆视察，所到之处，一些图书不翼而飞。他在受到怀疑时于1848年坐船出逃，而且带走了3万卷书籍，直到1869年去世还过着贵族般的生活。

　　其实所谓怪癖，就是一种精神强迫症，即明知不必做的事情，不做就无法安心。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些人明知门已锁好，但出门之后却非要再回去看看才放心。左拉（1840—1902）就有一种数学强迫症，以至于有时不得不跑出去，不停地数街道上的煤气灯，或者看一辆辆经过的马车，把车门上的号码加起来，看它们的和是不是等于三或七的倍数。

　　大大咧咧的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敏感的人才会有这类症状。作家和艺术家比普通人敏感，也许这就是他们怪癖很多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