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科学外交日益成为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门显学。科学外交是指通过国家间的科学合作获取科学知识、构建建设性国家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外交领域和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科学外交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科学为载体，具体表现为政府推动的国家间科学主体的交流、合作；二是以政治、经济、气候、环境、卫生等领域的外交进程为载体，科学在这些领域外交进程中或在其中某个环节发挥主体性或关键性影响。
科学外交的兴起
全球化的推进为科学外交兴起提供了时代背景。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众多新问题、新挑战，解决这些共同挑战需要跨国科学合作，要求打破科学和外交之间的分野，使科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也带动了科学的全球化。各国科学界联系与互动加强，科学探究过程、能力和活动走向同质；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国际关系中，推动外交向政治与科学日趋融合的方向发展，为“科学”用于“外交”提供了便利与基础。
科学在各国外交中的影响上升。一是科学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属性，对各国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比拼的影响日益扩大，提升了科学在各国外交中的分量。二是全球性挑战使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治理领域纷纷进入外交范畴，气候外交、卫生外交、数据外交等外交形态日益显现，科学在提供证据帮助理解和选择不同的政策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三是新科技革命推进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形态的发展，政治上拓展了国家主权边界、个人权利内涵，经济与社会形态上加快了各国传统产业和社会组织的转型。如何维护各国主权与安全，推动经济、产业发展与社会形态平稳演化，引导各国相互协作，加强监管，对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
局限与挑战
然而，科学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同时，其健康发展还面临多项挑战。
第一，科学外交面临客观现实的制约。一是科学外交涉及跨部门、跨领域和多样客体。科学与外交分属不同领域，需要跨部门互动，在政治与科学之间建立协调机制；科学研究合作项目的全球化与其治理机制的滞后性，全球性与区域性挑战应对措施的多样性与优先次序等，都提高了科学外交的门槛。二是各国科学水平存在差异。科学发展水平会影响各国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外交目标，科学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重点关注地缘政治影响、战略利益的达成等政治目标，科学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较多注重国内卫生、教育、科研等公共领域的能力建设等科学利益，导致不同科学水平的国家难以成为平等的科学合作伙伴，增加了科学外交的复杂性。三是国家利益的考量。科学外交首先关注的是国家利益，无论是科学合作，还是外交进程中涉及科学因素的谈判，都以国家利益为指引，即便是在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时也是如此。四是科学外交效果仍有限。国家间关系以及与主权相关的签证规定、数据流向、领土和海洋争端等因素往往导致科学合作流于形式，效果有限，制约了各国对科学外交的兴趣。
第二，科学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谋取单方面利益、进行地缘争夺、战略竞争的政策工具。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依仗自身科学优势，不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美欧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意不强制实施药物专利许可等，都是发达国家选择性利用科学外交谋求单方面利益的鲜活事例。冷战时期美苏的科学合作项目一直被美国用来“传递”对苏联行为的不满；美军在东南亚等地区实施的公共卫生项目被用来支持美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前沿部署，都体现了美国将科学外交视作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近年来美国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科学”为工具开展对华科技战。2017年1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印太”地区正在发生地缘政治竞争，指责、诬蔑我国的相关科学外交政策对美构成经济挑战、价值观挑战、安全挑战，从而推动对华科技“脱钩”，限制中国科学、产业发展；还推行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维护自身科学垄断地位。
打造中国特色科学外交
科学外交无疑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科学研究日趋精密，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与和平环境的维护愈发复杂，传统外交手段难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等。科学因其专业性与中立性，参与外交可帮助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但应坚持几个原则以克服自身局限性以及西方主导的“科学外交”存在的问题。第一，坚持各国主权平等，以共享科学合作成果为前提。将发展中国家视为科学合作的平等伙伴，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科学能力与水平，为科学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坚持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科学外交通过科学语言，以一种为各国容易理解的方式促进国家间交流，有利于提升互信，共同应对挑战。第三，坚持以共同利益为依归。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里，外交维护主权、追求国家利益是应有之义，通过科学寻求各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是科学外交发展的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科学外交主要聚焦于“引进来”，侧重于从国外引入先进科学技术。当前，我国科学发展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还有很大进步空间。近年来，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以逆全球化、强化地缘竞争意识为特征的“科学外交”，我国在部分关键性科学领域仍存在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的现象，美国甚至以“科学”名义损毁我国国际形象。对此，我国除国内加大科学投入、优化科学机制、培育科学人才，进而全力打造科学能力、提升科学水平这一根本应对之道外，还需制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适应新形势的科学外交战略、方向、重点。一是战略上凸显科学外交在我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科学外交不局限于科学领域，现实中科学外交更多地体现在其他领域或某个外交行动与进程中。提升科学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制定符合自身科学水平和国际社会现实需要的科学外交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领域外交中充分发挥科学优势，有利于科学、合理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道义优势。二是加快我国科学外交“走出去”。随着我国科学水平的提升，在以科学援外为主要内容的“走出去”方面也应逐渐成为我国科学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走出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科学主体的科学合作，构建自己的科学外交网络；主动参与、塑造国际议程，打造新型国家间关系，缓和西方发达国家强加于我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也为“引进来”、推动国内科学创新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三是在科学外交上侧重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助力发展中国家科学能力建设。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说明，各国在公共空间、公共治理领域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需要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应对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等领域面临的科学能力建设瓶颈更为突出，亟须科学外援助力。
总体上，现阶段我国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周边和“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治理为内容，以提供科学公共产品为着力点开展科学外交；助力发展中国家公共治理能力建设，共同应对相关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海渔业争端研究”（18BGJ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