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作为美国国内的一种系统性存在，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中有着大量拥趸，对美国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美国种族主义正处于新一轮回潮的上升周期，种族主义力量日趋活跃，种族不平等、种族仇恨和种族分裂持续加剧。同时，种族主义作为美国民主体制的重要内嵌性因素，对美国政治的中长期影响不断凸显。从制度层面看，种族主义始终是美国民主体制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种族主义回潮是美国民主体制难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种族关系变革的结果，使美国民主政治面临一系列的新困境。

　　衍生新一波“选民压制”浪潮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且不可逆的变化，那就是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在总人口中占比的持续提升，白人人口规模的不断缩小及在总人口中占比的持续下降。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带来的首要的颠覆性影响便是美国两党选民基础力量对比的变化。从1984—2020年之间的10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数据看，少数族裔总体上倾向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在历次大选中从未获得过西班牙裔、非裔和亚裔过半数的选票。从中长期看，虽然2016年以来美国少数族裔的“共和党化”趋势明显，但没有达到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临界点，少数族裔作为美国民主党选民基础的核心之一仍将维系相当长的时间，美国共和党的选民支柱依旧是白人群体，人口结构变化对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构建极为不利。

　　基于人口结构变化对两党选举格局的深远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及人口普查后，美国共和党便一直力图通过单一党派倾向性、不公正的选举改革和选区重划来抑制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对本党选情的冲击，这就形成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新一轮“选民压制”。在选举改革方面，共和党主导的州通过立法提高选民登记、投票的身份证明门槛，对使用邮寄选票增设条件，这些措施使得诸多非裔选民和西班牙裔选民在选举参与中遭遇新障碍。在选区重划方面，共和党利用“杰利蝾螈”（Gerrymander）手段，把少数族裔人口打散或集中，尽可能削弱少数族裔选民的影响力。

　　美国共和党推动“选民压制”的直接动因是政党选举利益最大化，但根本原因在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对少数族裔选举权和选举代表性的漠视，即为了政党和种族利益，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和选举代表性是可以被忽视或牺牲的。美国《1965年投票权法》规定，若特定州有过针对选民的歧视记录，其必须先获得美国司法部批准才能改变州选区界线图或州选举法。但美国最高法院在2013年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件”的判决中废止了该项限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认为，此判决推翻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为了消除种族歧视、确保投票公平而建立的一套完备有效的政治机制。在2021年美国《1965年投票权法》签署纪念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在过去十年中，《1965年投票权法》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破坏，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和选举代表性再次受到攻击。美国共和党推动形成的“选民压制”体系，将成为影响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和2024年总统选举进程的重要因素。

　　重挫拜登政府选举改革议程

　　与美国共和党推动“选民压制”针锋相对，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民主党掀起新一轮投票权改革，旨在通过联邦立法尽可能地拓宽少数族裔的投票渠道和提升少数族裔的投票率。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主推三项法案，分别为《为人民法案》《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和《投票自由法案》。从内容上看，三项法案都涉及改革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选民压制行为，包括禁止各州对邮寄选票提出公证要求、禁止各州对缺席投票设置有效性理由、要求各州提前对所有选民发放邮寄投票申请表以及要求各州至少安排15天的提前投票期等。

　　美国两党在三项法案的立法进程方面毫无党派共识，三项法案是民主党单一党派力推的法案，共和党方面对此进行了一致性的阻挠。美国共和党认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选举改革计划是对各州选举立法权的非法剥夺，同时会导致选举欺诈泛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抨击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计划完全出于选举政治利益的算计，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则认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计划旨在巩固左翼政治精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法案》和《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依靠民主党的微弱优势闯关，但在参议院停滞不前。与上述两项法案的立法进程类似，由于共和党参议员的阻挠，《投票自由法案》在参议院无法进入辩论程序。

　　拜登把共和党主导州通过的选举改革立法称为“吉姆·克劳法2.0”，并批评共和党对民主党选举改革立法进程的阻挠行为是在重新倡导种族隔离。虽然拜登对共和党的斥责有待商榷，但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力推的选举改革遭到重挫，一方面反映出虽然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白人依然在美国政治的规则制定、话语权方面拥有主导地位，诸多美国政治精英对白人中心主义之于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持默许态度；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白人保守派和极右翼群体对少数族裔政治影响力增强的焦虑心态。

　　引爆新“文化战争”

　　经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四年，种族主义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日益突出。美国极右翼力量认为“人人生而不平等”，在主体和观念上与种族主义高度重叠，认为白人不论在生理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方面都要全面优于少数族裔。白人种族灭绝运动和“大替代理论”认为，由于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白人的“被迫同化”，白人种族正在走向灭绝。白人至上主义者经常声称，白人必须采取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否则白人种族将从地球上消失。白人至上组织“爱国者阵线”声称其代表了“真正人民”的利益，口号是“夺回美国”。

　　当前，美国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趋势明显。从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到2022年的布法罗枪击案，再到拜登执政以来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居高不下等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种族主义力量和反种族主义力量之间的激烈对抗，都直接或间接导致种族文化战争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之后，美国公众呈现极化反应，成为影响2022年中期选情的重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对美国白人人口持续下降的忧虑，白人至上主义力量是支持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决的重要群体。

　　此外，伴随拜登政府种族平权政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潮和实践的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典型表现为批判性种族理论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批判性种族理论本是反种族主义的产物，但因其观点的争议性而招致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认为种族是看待世界的基本切入点，美国政治体系、法律体系、文化体系是白人为了维系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提升自身优势而创造的，要消除种族主义和实现种族平等，必须重建美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批判性种族理论成为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州通过立法全力推进在教育系统中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教授，民主党方面则将共和党的立场和行为称为“种族主义狗哨政治”。批判性种族理论对美国中间派选民和保守派选民的党派取向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共和党把对该理论的批判作为重要的政治动员手段，在服务本党选情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以来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政治影响研究”（21BZZ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