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也为21世纪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框架的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旨在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发展项目的具体设计与实施，离不开基于科学的循证决策和围绕着对沿线国家本土知识的学习与了解，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包容性协商过程。科学外交对于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虽然科学外交的具体实践由来已久，但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科学外交的学术讨论却只存在了十多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作为科学外交概念的主要推动者，在2010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被学界广为认可的科学外交定义分类法，将科学外交分为“外交中的科学”（science in diplomacy）、“为了科学的外交”（diplomacy for science）以及“为了外交的科学”（science for diplomacy）三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等领域的外交活动在40多年的发展中已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大国开展科技外交的战略意义凸显。面临西方国家的科技打压，中国更应积极开展科学外交，稳步推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开展科学外交的重要场域。

　　一是建立信任。科学外交有助于建立和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合作互信。通过研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技外交经验，有学者认为科学外交有助于建立两种类型的信任，即“程序性信任”（procedural trust）和“普遍性信任”（generalized mutual trust），从而使各利益相关方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内化对客观性、共同规则和国家间互惠行为可靠性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建立正是实现“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前提，沿线国家需要更强的相互信任，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及投资环境，提升更多“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可行性与互惠性。

　　二是提升软实力。科学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方面，但与同样属于整体外交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不同，科学外交同时具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特点属性。“硬实力”更有可能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竞争中体现，而“软实力”则对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赢更为重要。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知识生产和技能转让的过程对权力塑造特别重要”，并引申出“关系型权力”的概念。这种“关系型权力”主要是一种“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科学外交和知识外交中获益。我国深入开展科学与知识外交，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和加强我国国际“软实力”建设大有裨益。

　　三是减少知情决策风险。无论是双边、三边还是多边合作，这种基于相互尊重的循证决策，是在发展合作中平衡各方利益，并确保“一带一路”项目东道国对发展项目拥有所有权的关键环节。科学和知识外交是确保公平和透明的循证决策过程的重要手段，以减少各方面冲突的争端风险，体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伙伴关系”在发展项目中的落实，有利于保障“一带一路”整体发展合作的可持续性。

　　四是降低地缘政治化影响。“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与重大机遇，但一些西方国家则将“一带一路”政治化，危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信合作，更不利于“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发展的宏伟蓝图。如果科学与知识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就体现了基于国际科学合作形成发展决策的价值，以及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合作与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尊重。科学与知识外交有助于“一带一路”去地缘政治化，并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乃至非共建伙伴的西方国家接受其项目。广泛且有效的科学外交，对于避免国外知识界将科学政治化或武器化，并用以挑战甚至抹黑“一带一路”至关重要。

　　五是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协调。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全球学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中国和外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这往往取决于研究如何在地缘政治上定位以及研究人员所处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即使是环境科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技术性学科，也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产生主观的结果。在评估“一带一路”成效及影响时使用了不同的理论、方法、框架、原则和指标，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通常会产生差异化的结果。科学外交可以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协调融合，以便更全面、更包容地理解当地的发展问题，并加强以“一带一路”为互动前沿的知识群体的交流，减少因方法论差异和技术指标的片面选择而产生的“一带一路”评估中的分歧。开展更好的科学外交，可以融合知识界的多种观点和立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实现包容的科学循证决策。

　　随着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推动科学因素进入全球政策议程，科学外交已从作为服务国家软实力和利己主义的工具转变为全球治理工具，并通过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造福世界各国。因此，科学外交也衍生出新的内涵，出现了“全球外交中的科学”（Science in Global Diplomacy）、“全球科学的外交”（Diplomacy for Global Science）、“全球外交的全球科学”（Global Science for Global Diplomacy）三种“全球科学外交”的新分类概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有效地利用全球科学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基础上，不断加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共享性，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政策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