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与反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民族国家体系下，联盟内部展开合作与抗争，联盟之间形成竞争与对抗，是最为常见的交往模式。主要大国的结盟和再结盟过程，有时能够维持彼此间关系的平衡，有时则会导致地区和国际冲突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联盟政治既是国际安全分支学科中的一个成熟研究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积累，也需要面对国际政治变化所提供的新事实并加以完善。

　　联盟的性质和功能

　　在国际安全领域，联盟是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的一种基本方式。缔结联盟的国家以正式或非正式协议的方式确定了彼此负担的安全义务，协调参与方在面对特定安全形势时相互提供支持和应对第三方的行为。根据承诺内容的差异，联盟参与方保证提供军事支持以抵御第三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或进行磋商。

　　联盟基于明确的军事安全义务和承诺，因此，应对安全威胁是联盟最为基本的功能，是否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安全合作形式的主要标志。联盟的承诺可能是秘密的、口头的，也可能是公开的、书面的。联盟的形成和维持并不依赖于具体的制度形式。在二战之前，联盟的制度化程度总体是很低的，更多体现为和平时期的战略协调和战时的联合作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是高度制度化的，但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形式也有很大差异。

　　联盟可以弥补一个国家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能力不足，缩小相对于对手的实力差距，或者减少需要面对的对手的数量，以便于集中应对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由于联盟明确或潜在针对第三方，联盟的缔结和存续不可避免会引发与联盟之外国家的紧张甚至对抗。当然，在实现安全功能之外，联盟还可以显著增强盟友之间在更广泛议题上的战略协调，在处理彼此关切的国际问题时采取一致立场。在实力差距较大的非对称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会以提供安全保护作为条件，换取中小盟友对它的服从，为其实施地区或全球战略提供支持。

　　联盟研究的议程

　　联盟与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及其后果紧密交织，从而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绝大多数议题无法脱离联盟的模式单独探讨。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联盟政治研究涉及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联盟现象本身的动力。与任何政治组织形式一样，联盟有其形成、维持、转变和瓦解的完整周期。安全需求既是联盟的基本功能，也是导致其生命周期呈现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动力。共同而紧迫的安全威胁使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之间达成合作，也可以让宿敌超越分歧，短暂或持久地维持联盟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共同安全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联盟关系也会发生破裂。探究联盟发展演变的过程，探求其产生、存续和衰败的内在逻辑，是联盟政治最经典的议题。

　　第二，联盟与国家行为。结盟和不结盟之间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如果一国选择结盟，会面临结盟时机、对象和类型等不同考量。联盟一旦形成，则需要考虑如何经营和管理。对内而言，联盟需要提升彼此间军事合作的强度，在训练、情报、后勤、作战等领域强化合作。对外来看，也要规避卷入冲突的风险。分担责任、彼此约束、威慑对手，这些既有矛盾又有冲突的需求增加了联盟管理的难度，也使得国家间互动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即使一个国家在安全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也面临如何应对一个敌对联盟压力的问题，产生了内部制衡和分化对手联盟的需求。

　　第三，联盟所引起的国际政治后果。联盟与战争、冲突、危机等重要国际现象联系在一起，其影响突出体现在重大国际安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这两场全球性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地区性战争，都是某一联盟对抗另一联盟（国家）的战争，其他的国际冲突中也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入21世纪，联盟仍然在大国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领导的联盟实施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场军事入侵行动。北约的持续扩张则引发了最近的俄乌军事冲突。

　　联盟政治研究的拓展空间

　　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对联盟政治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多有探讨，从不同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联盟动力、联盟行为和联盟影响的研究。当然，在新的背景下，也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方向。

　　第一，丰富联盟经验案例的范围。现有研究主要依赖欧洲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尤其是一战之前），以及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来展开理论构建，存在经验事实有限的突出问题。尽管当今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领导的多边和双边联盟之外，并没有其他竞争性联盟出现，但是在不同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国家间联盟现象。将更多的历史案例纳入进来，可以拓展经验检验的案例集，有助于检验和修正许多既有理论论断。

　　第二，考察联盟与其他安全合作行为之间的转换。当前，国家间安全合作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以明确安全承诺为基础的联盟仍然存在，安全机制、联合阵线和安全伙伴关系等在不同地区的安全架构中也很常见。即使是美国有众多正式盟友，也越来越倾向于以双边或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形式开展安全合作。安全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传统联盟范畴，很大程度上是在已有联盟基础上开展更加偏重具体领域的协同合作。考察主要国家对这些安全合作形式的偏好和权衡，可以更好理解国家随着国家安全环境变化采取不同战略选择的动因。

　　第三，关注中小国家在联盟中的能动性。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联盟形成的过程，更多强调非对称联盟中大国的结盟动机和主导作用。实际上，中小国家通常会利用大国竞争和对抗提供的空间，在联盟中争取一定的自主性。在联盟维系过程中，中小国家会就承担的防卫责任、提供军事支持力度以及政策立场协调等问题与大国展开讨价还价。这些互动过程使得联盟内部关系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制约了大国影响中小国家战略的成效。

　　第四，联盟在非安全领域的延伸效应及其限度。随着大国竞争更多以非战争形式呈现，也由于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变得愈发紧密，联盟的战略协调功能在安全以外的领域不断扩展，在技术竞争、供应链和海上安全等涉及大国战略竞争的议题上尤为明显。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构筑壁垒，重组关键产业的全球供应链，频繁使用经济制裁和强制性手段，这些措施都依赖于盟友的参与和配合。联盟的延伸效应使得联盟内外的互动形态变得更加丰富，但也需要注意到非安全领域的协调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安全关切和获益的限制。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