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般都要于当年12月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发表获奖演说，谈谈自己的作品和艺术历程，然后在授奖后的晚宴上致答谢词。2022年获诺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淡泊名利，得知获奖之后说她有时宁愿忘记诺贝尔奖，不想成为一座贴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标签的雕像。不过话虽如此，她还是去了斯德哥尔摩领奖，而且发表了政治性的获奖演说，“因为文学就是政治”。她甚至觉得自己演说时会很紧张，似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她，为此提前写好了讲稿。在赴瑞典领奖的前一天，她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的获奖演说将是“介入的”，而且受到了加缪获奖演说的启发。
“介入”一词的原意是指作家对当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表明态度和采取行动。萨特在《现代》（1945）创刊号的社论里提出了“介入文学”的口号，意思是指文学必须干预生活。他指出笔杆子是作家的武器，一旦开始写作就已经介入了生活。萨特本人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活动，同时用小说和剧本表明了他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埃尔诺是扎根于现实的进步作家，对“介入文学”自然完全赞同，而且她就是在波伏瓦的《第二性》的鼓舞下走上创作之路的。她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命运，毕生都在为维护女性的权益而奋斗，所以她肯定自己的作品是“介入的”，因为“文学不是中性的，从来都不是”。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盛大晚宴上，埃尔诺面对2000名贵宾发表致谢演说：“我在65年之后站在这里，为得以与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并列于获奖者名单上而深表惊讶和感激。”她特别提到加缪的获奖演说是“我最难忘的作品之一”，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加缪在获奖演说《写作的光荣》中回顾了他那一代人遭受的战争和苦难，认为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迫使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承担共有的不幸和希望。作家除了“战斗者”没有其他头衔，必须永远朝着真理和自由的目标前进。埃尔诺的获奖演说与之相呼应，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她在20岁时就在日记里写下的诺言：我要为我的种族复仇而写作。她的种族，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包括无地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因举止、口音和没有文化而被蔑视的国内移民，也就是来到巴黎的外省人，特别是妇女。“在发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已经确定了我将要写作的领域，一个既是社会的又是女性的领域。从此为我的种族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就合二为一了。”
埃尔诺指出加缪根本不喜欢获奖，他获奖之后从未好过。确实如此，加缪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祖籍是法国，这种处在两个祖国之间进退维谷的处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哀。1957年，年仅44岁的加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却同时受到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抨击。他从此保持沉默，不再创作，并且在普罗旺斯农村购置了一所住宅，以避开获奖之后的烦恼和城市的喧嚣。1960年底，他邀请老朋友米歇尔·加里玛一家到乡下来过元旦。1961年1月4日在返回巴黎途中不幸因车祸去世。加缪一生研究荒诞，却年仅47岁就以最荒诞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使人不禁感慨命运的荒诞。
与加缪相比，埃尔诺恐怕更为不幸。她知道自己经常被人诟病，有些人始终认为她是社会的反叛者，对她写作的主题总是感到不快。她认为在法国，文学是男性的，女性作家受到的对待远不如男性作家。这是始终存在于法国文化的无意识之中的残余。女性作家尚未获得创作的合法性。一些男性对女性作家的作品视而不见，从来不引用它们。但是埃尔诺无所畏惧，在《巴黎人报》举行的座谈会上，针对以文笔大胆著称、获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小说家乌勒贝克，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是的，他有一些完全反动的、反女性主义的观点。这没什么可说的！我非常喜欢他的第一本书《争斗领域的延伸》……但是后来我不读他的书了，因为他书中的妻子、母亲和成熟妇女的形象，以及他描写皮肤和下垂的乳房的方式……鉴于他的有害观念，坦率地说，还是我获奖更好。”
埃尔诺的获奖是对她的作品的认可，也是给所有的女性作家带来的希望，因而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妇女们的热情欢迎。她表示“我没有把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我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胜利”，并且要“继续为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正义而斗争”。她说到做到，获奖后几天就和她一贯支持的左翼政治家梅朗雄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物价上涨的游行。
在法国文学史上，从拉伯雷到伏尔泰，从雨果到萨特，法国作家前赴后继的斗争传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加尔、莫里亚克、加缪和萨特等都由于反战的活动和创作而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1世纪获奖的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和埃尔诺，用他们的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这些优秀作家代表了法国文学的主流，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法国文学才日益繁荣和始终充满活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