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位英国女翻译家对俄国文学进入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起到了难以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历史真实，只不过是被忽略了而已。
原因似乎也简单。在百年前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俄国文学的引进迫在眉睫，而精通俄语和文学又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人寥寥无几，于是从英日德译本转译就成了有效的捷径。而此时人们发现英国女翻译家康斯坦丝·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在20世纪前30年几乎是英语世界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泰斗，被称作“翻译了整个19世纪俄国小说的人”。倾其一生，她翻译出版了70部俄国文学作品，且翻译质量一时无出其右者。这样一座英语的俄国文学宝库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加尼特夫人的译作顺理成章得到了中国的二手传播，这应该是她或他人始料未及的。她的翻译作品除了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竟然在一个东方大国起到了推动一国文学运动的作用，客观上功德无量。
李文俊先生30多年前曾在杂志上发文说，他读书时在上海街头书店里看到巴金、丽尼和汝龙等老一辈人翻译的俄国小说，大多能在扉页和版权页上看到转译自康斯坦丝·加尼特夫人英译本的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懂俄文的专业人才多起来，俄国作品多从俄文版翻译了，加尼特英译本退出了大众视线，这个名字也就消失了。但李先生说他心中一直为她保留着一个位置。我想那是出自一个中国翻译家对一个英国翻译家的喜爱与敬重。李文俊特别说他注意到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和《贵族之家》（丽尼译）的版权页上仍印着她的名字。
加尼特夫人本姓布拉克，加尼特是她丈夫的姓。事实上她的丈夫爱德华·加尼特在文学界比她成功得更早。他是一位职业“审稿人”（reader），这个工作应该包括编审及代理人的职能，但他并不像其他代理人那样从作者版税中分成，因为他是出版社的特约编审人员。同时，他致力于小说、剧本和文学评论的写作。可以说他是伦敦文学界的重要推手，很多作家如康拉德和劳伦斯的作品都是他推出的。尤其劳伦斯，自称被加尼特“推向了整个世界”。
当然，加尼特有意无意之间也成了妻子康斯坦丝从事俄国文学翻译并在英国文坛获得崇高地位的大推手——正是在他邀请俄国流亡人士来家中做客时，康斯坦丝与俄国人有了接触。在他们的建议下，她开始学习俄文，以此来打发妊娠期的空闲时光，并在产后继续学习俄语以缓解身体上的病痛。这时她都30岁了，不仅迅速掌握了俄文，还开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她先是翻译了冈察洛夫的作品并很快得到出版社首肯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翻译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理、赫尔岑等名家的70部作品，在彼时的英国文坛掀起了俄国文学热潮。据说俄国文学让英国作家和读者大开眼界，事实上起到了改变英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当年还是青涩小作家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写信向康斯坦丝致敬：“您显示给了我们一整个另一样的世界……我们这一代（我32岁）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将得益于您的那些远超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这些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而丈夫加尼特此时也顺势而为，为妻子翻译的多部俄国文学作品写导语和评论，不仅推广了妻子的译作，也奠定了其俄国文学翻译权威的地位。这对老妻少夫（女大男六岁）的夫妻店应该是很成功的。他们唯一的儿子耳濡目染，自然受到父母影响，长大后也进入文学圈，与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过从甚密，成长为一个品位不俗的作家。
事实上，康斯坦丝如此超强度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和家庭带来多少财富，相反，长期的艰苦工作还损害了她本就虚弱的身体，后期她几乎双目失明，不得不口授秘书代为书写。而当时英国的翻译稿酬很低，最低时是每千字12先令，她翻译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仅得到300英镑稿费——那时一英镑是20先令，1000字也就值半个英镑多点儿。而300英镑只是伦敦郊区小学教师年薪的三倍，付了秘书的费用就所剩无几了。她甚至在战争期间仍不停止工作，为防止空袭，她干脆戴上了塑料防空帽，依旧在花园里一页又一页地翻译。劳伦斯曾经见过她的工作场景，说她翻译的一摞纸都堆到膝盖那么高了，还在往上加。文学界朋友高尔斯华绥和班奈特甚至为她申请了“王室生活津贴”。后来康斯坦丝翻译的契诃夫戏剧有了每次的演出抽成后，她就拒绝了这笔津贴。
翻译之外，康斯坦丝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传统妇女。她其实是最早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女性，毕业于剑桥的纽纳姆学院，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学，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和公共图书馆管理员。政治上她参加过费边社，自己还跑到俄国去见托尔斯泰，与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交往密切，甚至与其中一位活跃成员成了情人，是一位有着独立见解和思想的现代女性。生活上她与加尼特立了协约，多数时间里两人处于分居状态，但又经常在一起度周末。这方面她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最终丈夫先她而去，她在孤独中又度过了九年，依然在花园里进行翻译工作，直到84岁去世。
（作者系作家、翻译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原译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