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美丽的山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有连绵不断的群山，最高的乌蒙山海拔2900米。群山之中，有一块不大的盆地，这里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有清澈见底的河流流过。这就是贵阳——我的家乡。

　　一

　　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的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

　　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我觉得自己真是沉浸于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校本部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1949年1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的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有27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那时，最让人盼望的就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个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讲课的风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后来，听废名先生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

　　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最难懂，这不仅因为讲课的内容对我来说全然陌生，而且因为他地道的无锡方言对我这个来自“黔之驴”之乡的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于跟踪了。上他的课，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别的书，前面总有几个高大的男生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满以为个子矮胖的唐兰先生不会发现，其实不然。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偶然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我寒暄说：“唐先生，你记得我吗？我选过你的说文解字课。”唐先生笑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小家伙吗？”我们两人相对一笑，从相互的眼睛里，看到那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

　　二

　　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有二十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模式，开始讲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

　　从对早期鲁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受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30年来被视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学说，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过尼采深刻的影响。

　　1981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地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学术评奖，这篇文章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是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

　　研究尼采的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加拿大、荷兰、捷克、澳大利亚7个国家的学者的20篇文章，并附有《近二十年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270篇）的著作，对国内鲁迅研究也许起了一些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

　　自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兴趣，加上当时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张隆溪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我们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教授任会长，钱锺书先生任顾问，我则充当了马前卒，号称秘书长。学会生气勃勃，首先整理编撰了王国维以来有关比较文学的资料书目，同时策划、编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

　　这年夏天，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去哈佛大学进修一年。我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向往已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之一白璧德教授对于东西文化的汇合曾经是那样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东西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还因为1981年正在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纪延教授多次提到：“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于我的英语不够好，我始终未能和纪延教授深入讨论我想和他讨论的问题，但我却阅读了大量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为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结识了西里尔·白之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学术顾问，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们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伯克利的两年里，我精读了刘若愚教授所写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他关于李商隐诗的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并和他进行过多次讨论。他对中西诗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研究成果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首先，他试图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空间。但是，将很不相同且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论强塞到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等框架中，总不能不让人感到削足适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国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东西。其次，我感到他极力要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试图围绕某一问题来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得出单从某方面研究难于得出的新的结论。事实上，这两方面正是我后来研究比较诗学的两个重要路向。

　　三

　　1987年、1988年，我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第一本书大致体现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我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第二部分谈中外文学关系；第三部分是试图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启发下，重新解读中国文学，也就是所谓阐发研究。如果说，我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所创新，那就是着重探讨了文艺思潮的跨文化影响。

　　我在80年代更为关注的是接受和影响的关系。我首先企图界定“影响”一词的内涵，把影响和模仿、同源、流行、借用等概念分别开来。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首先是指一些外来的东西被证明曾在这位作家身上或他的作品中产生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在他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里和他自己的个人发展中，过去是找不到的，也不大可能产生。其次，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移植过程，通过文本化的过滤、变形而表现在作品之中。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大规模的文学影响，常发生在当一国的美学和文学形式陈旧不堪而急需一个新的崛起，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需要激烈地改变方向和更新的时候。影响需要一定的条件，影响的种子只有播在那片准备好的土壤上才会萌芽生根。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并不一定有什么新的发明，但在当时却是一本有用的书。正如我的老师季羡林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这一部书很有用处，很有水平，而且很及时。杜甫的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很想把这一部书比作‘当春乃发生’的及时好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更是指出了我的这些最初的学术成果与我个人性格的关联，他说：“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乐黛云同志的治学道路显然有与她个人的知识面宽广和具有开拓精神等素质有关，但它却能给人以普遍性的启发，特别是在当前各种新学科、新方法纷至沓来的时候。”

　　我把我这两部出版于80年代后期的学术著作都看作“文化热”的一种结果，因为在我看来，“文化热”的核心和实质就是酝酿新的观念。一切变革和更新无不始于新的观念。

　　21世纪，我们要张开双臂，敞开胸怀，摆脱任何派别和地域的局限，站在时空的最高点，观察全球，理解世界，探索人类；打通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学，沟通人的灵魂，塑造对宇宙、对人生的新的观念，参与构建适合于21世纪人类生存的共同伦理；特别是在普遍与特殊、纯粹与更新、自我与他者、本土活动和外来话语等关系上，积极开拓，寻求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