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黄宝生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的离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2009年初夏，因做绝学系列选题的缘由，我有幸采访了黄先生。在他位于干面胡同的家中，满眼所见的几乎都是书。在书籍的环绕中，我第一次听黄先生讲他的“梵文之路”。

　　谈起恩师金克木和季羡林两位先生时，黄先生滔滔不绝。他说，金先生外向健谈，有他在就不会冷场，年轻时很爱写诗，与戴望舒是好朋友。季先生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也要求自己的学生背诵，他还曾和别人比赛背诵《红楼梦》。

　　说起个人的学术成就，黄先生却惜字如金，只是感慨这一路“独行”，让他感到人才培养迫在眉睫。不过，这不是急于求成的事。他有耐心也有信心培养出新一代梵文研究者。

　　采访中，黄先生一说到陌生的专业术语，往往会停下来看看我，如果见我“面露难色”，就会解释一下，并告诉我怎么写。黄先生的这个细节让我感到很温暖。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其实很难对黄先生的学术人生触及一二，但他真挚的学术态度和恬淡的人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文章《黄宝生：真心做学问是快乐的》也几乎是一蹴而就。

　　黄宝生，这位在梵文之路上跋涉终生的平凡学者，用他的赤诚之心和超乎想象的毅力作出了极不平凡的学术贡献。斯人已逝，梵音不绝。我们非常怀念他。

　　——编者的话

　　2022年12月24日，黄宝生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梵汉对勘华严经入法界品》（以下简称《入法界品》）的书稿，并嘱咐我在注意身体的前提下编辑这本书。电话里，老师的声音虽然和缓，但是清晰简洁一如既往。放下电话，我还欣喜于老师仍然平安、康健，又惊叹于老师以80岁高龄，在疫情中仍然完成了近1700页的新作。

　　2023年1月17日，黄老师再次打来电话，让我把2017年已完成的《梵汉对勘维摩诘经》增订稿整理好，他想再细看一遍准备出版。电话里，老师的声音已明显缓慢，郭良鋆老师一再说黄老师和她还好，让我们不用担心。后来才得知，黄老师从1月4日开始已明显感觉不适。年后，老师让我和怀瑾、张远到家中，将《入法界品》的手稿和借阅的书给我，装了满满一个拉杆箱让我带回家。老师的精神大不如从前，猛然间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多小时的见面时光还是像以前一样温暖。

　　一

　　黄老师于我确实是一道温暖而明亮的光。初见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黄老师担任答辩会的主席，他对学生很宽容，甚至因为一个梵文词akara的含义为我与一位老师辩论，给我以极大的鼓励。

　　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后，我开始找工作，但冷门专业自然多遭冷遇。有一天路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时，老同学郑国栋邀我去外文所坐坐，在狭长的楼道里，恰好遇到黄老师拿着毛笔和墨，要去洗笔。黄老师招呼我俩去了他的办公室，房间朝北，视野开阔。拘谨的我在黄老师的鼓励下，给外文所呈递了求职信和资料，并幸运入职。如果不是这次偶遇，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继续从事梵语研究工作。

　　工作后，黄老师和郭老师经常请我们入室家宴。老师的家简朴而满盈，水泥地板上堆放了满满的书。我们七八个人围着小方桌，黄老师会拿出珍藏的酒，桌上摆满郭老师精心准备的上海菜，热气腾腾。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一道蛋饺，黄老师悠悠提起小时候过年，他心情愉快地慢慢做着复杂的蛋饺，我们口中的蛋饺也似充满了年的气息。

　　2007年至2009年，黄老师在外文所开设了一个梵文班，带领我们精读梵语文学和宗教哲学经典。迦梨陀娑的作品华丽逶迤，《楞伽经》《瑜伽经》奥义艰深，但是黄老师一贯主张要“快乐地学习”，这是他亲炙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学习传统，因此我们学得既双眉紧锁，又神采飞扬。梵语语法烦琐，词汇多变。学习中，黄老师反复强调语法要细致掌握，不能放过哪怕一个虚词。同学们先逐字讲，黄老师修正补充语法后，再写下他的译文。课程完结后，黄老师汇总我们的课堂语法笔记，再次一字一词地修改订正，2010年集为《梵语文学读本》出版，创造性地开启了系列梵语教材的编订。黄老师笑称，修订我们笔记的时间，他可以撰写两部读本的稿子了，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导我们参与，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我们的梵语水平。这个时候，黄老师已经开始了梵汉佛经对勘的研究工作。

　　二

　　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梵文研究中心，黄老师接受院里的委托，担任中心主任，承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培养人才，中心自2010年9月起，开设为期三年半的梵文研习班，来自院里和国内高校的70余位学员报名参加，让冷门绝学有了“温度”。郭良鋆老师和葛维钧老师先讲授基础语法，再由黄老师带领大家精读梵语和巴利语文学及宗教哲学经典作品，每周二和周四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逐字逐句细细讲解。梵汉对照读本《罗怙世系》《巴利语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同《梵语文学读本》一样，由黄老师多次修订后成书。

　　值得一提的是，黄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罗怙世系》全本，完整地以精读的方式教授这部久负盛名的鸿篇巨制，在国外甚至即便是在印度，也是前所未闻的。编写《罗怙世系》时，黄老师的眼睛要贴到书上才能看清，白内障非常严重。他担心如果手术意外会影响读书写作，所以坚持完成《罗怙世系》读本后才去医院。医生遗憾地说太晚了，手术后的恢复不能达到特别理想的状态。

　　研习班课后回到家，我每每因“烧脑”过度要昏睡一场才能缓过神来，可是黄老师还会继续工作至深夜，课余时间完成《奥义书》等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此时的黄老师已近古稀之年。年轻时，他的工作时长更是常人所不及。王邦维老师称叹：“黄老师简直是天人，工作量太惊人。”大家每次见到黄老师，无一例外地劝说他“悠着点”，可谁又能阻止这位“玄奘”的坚持和精进呢？

　　2011年5月，印度德里大学梵文系前系主任、印度著名梵文专家夏斯特利（Vrat Satya Sastri）教授来访，看到我们递给他的黄老师一部又一部的著作，直至摆满了沙发，尤其是天城体印刷的梵文佛典，他深深叹息：黄先生当为印度学者的典范标杆。

　　三

　　2007年，黄老师开始梵汉佛经对勘的研究工作。他一直记得金克木先生晚年说，《楞伽经》要加以解释，帮助大家读通，所以作为学生，他首选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经典攻坚。《入菩提行论》在藏传佛教中极受重视，但是古代汉译本《菩提行经》错讹甚多，极有重译的必要。

　　黄老师完成两部对勘手稿后，交由郑国栋和我分别承担特约编辑的工作，国栋负责《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我负责《梵汉对勘楞伽经》，同时进行电子化和编校的工作。黄老师以一当二，我们俩仍然左支右绌，熬夜交给老师的稿子往往以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高效返回，满篇都是红笔细细修订的痕迹。约60万字的《楞伽经》，黄老师先后修订了20余稿，重要概念的译词反复推敲，仅仅这部著作的修订稿已堆满一个大大的书箱。就这样，我们见证了黄老师12部著作、涉及16部佛经、近600万字的对勘成果的诞生过程，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有一次，仍然在那间朝北却异常明亮的办公室里，黄老师感慨说：“常蕾，《梵汉对勘楞伽经》《梵汉对勘宝性论》除了我们俩，还会有人认真看吗？”我想告诉黄老师：“有的呀，老师，编辑联系我说《宝性论》正要准备再版，这些对勘成果是很多佛教学者的案头书。”可是，如今已经等不来老师的亲笔签字授权了。

　　黄老师常常说，他的工作是要留给后人的。所以，他对自己成果的要求是要经得起时间和后人的检验，学问绝不能将就。国内学界对佛教之外的印度文学、哲学、宗教思想的研究多借助西方的间接资料，原因是精通梵文者甚少，而印度文化自成体系，其翻译难度举世公认。《摩诃婆罗多》意谓“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堪称是“印度的灵魂”。“这是一部有诗的形式，历史文学的性质，百科全书内容的印度古书”，涵盖印度宗教、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书中自称“有关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这里有，别处也有；这里没有，别处也没有”。

　　20世纪80年代，在金克木先生的支持下，赵国华先生启动《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计划，金先生得知是黄先生负责承担《毗湿摩篇》等核心篇章的翻译，惊喜地说：“行了，没问题了！”但是，此事历经波折，赵国华先生英年早逝，翻译计划几近夭折。90年代初，黄先生毅然领衔重启翻译工作，负责全文的校订和定稿。又经十年，全书终于在2005年出版。黄老师曾提起那十年间，他尽量不外出，仅有一次外事活动要前往俄罗斯，无法推卸，在俄罗斯他除了出席必要的活动，其余时间都关在宾馆中翻译《摩诃婆罗多》，窗外的异国风景不曾流连一眼，后来甚至梦中都在大段翻译梵语！

　　四

　　黄老师主张研究著作要建立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印度诗学是与中国、西方并立的古代三大诗学之一，其中梵语诗学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梵语诗学著作翻译难度极高，是中外诗学研究的难点，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其比较陌生。黄老师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2008年第1版，2019年增订本129万字）收录翻译了梵语诗学所有的经典作品，填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空白。

　　以这些原始资料为基础，黄老师跨越近20年，先后完成了专著《印度古典诗学》和《梵汉诗学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为了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选译了很多经典作品，窥得全貌后才完成内容翔实的专著《印度古代文学》。2017年，黄老师策划出版“梵语文学译丛”，重新修订自己以前的初稿，翻译出版《十王子传》《故事海》（与郭良鋆合译）等20部梵语经典文学作品。除了我们这些学生计划翻译研究的几部作品之外，几乎将重要的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一网打尽，体裁包括诗歌、小说、故事和戏剧。至此，早、中、晚期的梵语文学作品形态首次以中文形式得到全面呈现。

　　黄老师将印度文明的核心典籍《薄伽梵歌》《奥义书》《瑜伽经》由梵文译为汉语，推开了佛教之外的印度思想之门。《薄伽梵歌》出自《摩诃婆罗多》，“欧洲学者，辄谓其与《新约》在伯仲间”。《奥义书》是印度思想重要的源泉和转折点，叔本华曾称奥义书是“我的生的安慰，也是我的死的安慰”。印度各派哲学的原始经典大多采取经文体，文字极其凝练，也造成了理解的困难。瑜伽是印度六派哲学之一，也是当今印度的名片。钵颠阇利的《瑜伽经》是对瑜伽修行进行理论总结的最早著作，毗耶娑为之作了最早的注疏，此后，这两者成为瑜伽哲学最核心的基本经典。黄老师的译本涵盖了经和注，忠实质朴，不增不减，一经问世即广受欢迎，短期内已重印八次之多。

　　五

　　2011年，为褒奖黄老师突出的梵语学术成就，印度政府给他颁发了“印度总统奖”，他也是当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梵文学者。时任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颁发的授奖词是：“黄宝生先生是中国的梵语、巴利语学者，并以半个世纪的成就确立了他杰出东方学家的地位。”印度政府极力邀请黄老师去印度总统府接受这个奖项，可是黄老师为了研习班的授课，一再婉拒，只好由印度驻华大使前往黄老师家中代为颁授。后来，黄老师获颁的“莲花奖”和“国民杰出成就奖之国际学者奖”一概如此。黄老师说，季羡林先生当年获得“莲花奖”的时候就是大使代授，这也算是师徒传承的一种。

　　报刊媒体多次找黄老师谈绝学问题，谈梵文研究，希望宣介黄老师的工作成果。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也曾想为黄老师做一期专辑，数次登门拜访。这些邀请黄老师都婉拒了。他说自己的人生已进入林栖期，应当寂静为要，全力以赴专注研究，而且梵文研究学术门槛要求很高，不能过热，否则会“虚火”上升，这本是钱锺书先生所称“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黄老师于1988年发表《〈管锥编〉与佛经》一文后，钱锺书先生亲笔致信“感喜无量”。深受钱杨二位先生影响，黄先生淡泊宁静，当得起“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

　　黄老师虽然已经离去，可是他还有近150万字的《梵汉对勘华严经入法界品》、40万字的《梵汉对勘维摩诘经》增订本，以及梵语文学经典《故事海》（合译）增订本、《妙语游戏 风使 天鹅使》和《无价的罗摩》将要出版。想起跟随老师学习工作的点点滴滴，彻夜不能入眠，看着窗外东方一点点亮起来，那么多美好快乐的回忆涌上心头。

　　何其有幸，我见过一位“视学术为第一生命”的学者，知道他“如何行，如何坐”。黄老师拒绝寿庆和纪念文集的各种仪式，笑称会折寿，所以我一直不写关于老师的文章，私心想以此祝祷老师长久住世。可是终究还是到了这一刻，不得不提起沉重的手，试图描摹老师的一个侧影，让老师的光照亮更多的人。

　　甘地说：“每当疑惑萦心、失望上脸，在地平线上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时，我便翻阅《薄伽梵歌》，从中找出一节诗抚慰自己。顷刻间，我便会放下忧伤，脸上泛起笑容。把《薄伽梵歌》铭记于心的人，每天都能从中找到新的喜悦和意义。”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和价值。黄宝生先生历经风浪，在变动中恒常地工作，燃尽生命之火，以一己之力，承续古圣先贤的因缘，将印度文学、诗学、哲学的门扇逐一为中国读者推开，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亮堂堂的美景，留下无量的欢喜和厚重的心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