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阿马蒂亚·森的形象既熟悉又陌生。我曾读过他的十多本书，不计其数的论文，内容涵盖社会选择、理性选择、发展经济学、政治哲学、身份研究、印度文化等，似乎跨越了各个领域。他的思想与经济学学者哈耶克、斯拉法、阿罗、索洛、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罗尔斯、纳斯鲍姆等的研究都构成了深刻对话。经济系的学生可能是在“社会选择”这门课上认识他，而哲学系的学生通常会在研究罗尔斯《正义论》时知晓他，发展专业的学生则会在“能力方法”这个主题下了解他。
阿马蒂亚·森简直无处不在，但却难以具体界定。把他说成“诺贝尔奖得主、印裔经济学家”似乎是一个简单而又讨巧的方法，而他真正的关涉并不止于此。所以，当我得知《世界为家》（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2021，Penguin Books Ltd）这本400多页的回忆录出版时，深感兴奋。虽然森在整本书里都在写自己30岁以前的经历和故事，反而没有多谈自己后来的研究经历，但似乎以前读到、听到的无数关于阿马蒂亚·森的碎片在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森。
1933年，森出生在距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孟加拉小城圣地尼克坦，这里也是印度思想泰斗泰戈尔长期生活的地方，字面含义就是“和平乡”。由于森的父亲在附近的大城市达卡的大学里教书，森出生两个月后又来到达卡（即今天孟加拉国的首都）。在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去缅甸工作。而在缅甸的曼德勒待了两年后，森又跟随父母于1939年回到达卡。当时无论是达卡、加尔各答、仰光、曼德勒还是圣地尼克坦，地理上都是英属印度（British Raj）的领土，所以他的父母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森回到达卡生活不久，国际形势突变。1941年，日军占领缅甸，逼近孟加拉。森的父母赶紧把8岁的森送回圣地尼克坦，让他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后来，森在圣地尼克坦经历了可怕的“孟加拉大饥荒”。这与日军入侵孟加拉有关，同时也是森后来关注饥荒问题的起点。二战结束后，森与父母从达卡搬回了加尔各答，随后是1947年的印巴分治，从此加尔各答与达卡分属这两个国家。1951年，森前往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求学，专业是梵文和数学。但他也对现实问题感兴趣，还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经济学。正是这一年，肯尼斯·阿罗的代表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在美国出版。在借阅这本新书的几个小时中，森被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完全迷住，从此明白自己以后应该做什么。1953年，森前往英国剑桥的三一学院，并很快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开展研究的经济学者。直到1956年返回印度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传记差不多就在这里结束。森后来的经历，学界已经比较熟悉。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很多国家工作和访问，在印度也有教职。到了70年代，森回到英国，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担任教授。80年代，他又前往哈佛教书，此后就在美国生活。1998年，森当选为三一学院院长，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他半年生活在英国，半年生活在美国，还时不时回到印度，或者偶尔出现在世界其他角落。但这些经历都没有出现在森的回忆录里。对他而言，这些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在于源头，即他童年时的那一连串经历。
关于森如何真正走上经济学的道路，我非常好奇，并始终抱着这个疑问来读这本书。根据森的回忆，他是在加尔各答的河边，看着恒河浑浊的颜色，开始萌生想法。正是在加尔各答，森读到了亚当·斯密关于河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分析文章。斯密认为，18世纪孟加拉在经济上非常繁荣，不仅与当地训练有素的工人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与河流和航运带来的机会有关。“那些伟大的海湾，如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欧洲和亚洲的地中海和欧新海，以及亚洲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的海湾，将海上贸易带入那个伟大大陆的内陆地区。”森意识到，相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地区也处于类似的位置之上，从而成为印度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随着对印度现状的进一步思考，森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触及一些重要问题。但森没有想过回避，而是用整个人生来解答童年时的诸多困惑。他在反复研读阿罗“不可能定理”时，就思考它对于民主政治的致命打击。新独立的印度正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一致性和可行性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加尔各答的许多学术讨论中，阿罗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但阿罗的论述极为复杂，需要在数学上加以提炼和推广。这就是森后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他不但系统化地归纳了阿罗的研究，也推出了自己版本的“不可能定理”，从而奠定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
森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不管圣地尼克坦还是加尔各答，都是印度左翼思想圣地，拥有无数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虽极大地影响了森，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加尔各答学习期间，森已经熟读对马克思进行正反两面评价的经济学著作。萨缪尔森就是其中森非常喜欢的一位。日后，他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学术立场并不一致。萨缪尔森不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剑桥经济学家多布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予以了回应。多布认为，只有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强调时，劳动价值论才能发挥作用。劳动价值论除了作为价值理论以外，还是一个具有道德内容的规范性理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穷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多布的这个回应深深打动了森。这也是他选择剑桥、选择经济学的根本理由。他抱着对左翼思想的炽热感情和冷静反思，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漫漫旅途中，他与伙伴仍在畅谈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到了剑桥，他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一众偶像，多布、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其实很多人都与森的设想不一样，甚至每个人的方法论和价值观都不一样，对森的期待也不一样，但乐观的森总能从他们身上获得鼓舞人心的力量。
森很快就在正统经济理论上获得了突破，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同时把注意力延伸至各个领域，尤其是与伦理相关的领域。他关于贫困、饥荒、自由、正义、能力、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中印关系、孟加拉传统文化的思考乃至圣地尼克坦对他童年的影响，都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涌现出来。
数年前，我曾精读森的晚年力作《正义的理念》。这本书源自他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解读，也包含了他与罗尔斯数十年不间断的学术讨论和思想碰撞。可直到读了这本《世界为家》我才明白，森关于“正义”的问题意识远比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来得早，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在圣地尼克坦看过的古典梵语戏剧“小泥车”。作为一位以世界为家的经济学家，或许圣地尼克坦才是读懂森的思想的那把钥匙。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