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一举及第，其后在吏部选试与制举考试中再三折桂，一跃而为科场明星。唐人科举及第之前的经历往往晦暗不明，白居易拜谒顾况的科举“前事”却流传甚广。

　　“长安居，大不易”的由来 

　　此事最早见于晚唐张固的《幽闲鼓吹》：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这是顾况提携晚辈的佳话，也是白居易一次成功的行卷。唐代是科举考试的草创期，制度并不严密，尚无糊名与誊录制度。举子们为了上榜，往往以诗文为贽，冠以姓名里籍，拜谒文坛名宿以求汲引，希冀达于主司，这就是所谓的科场“行卷”之风。白居易的名与字，源自《礼记·中庸》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与《周易·系辞》之“乐天知命”，但在这个故事中，却被顾况结合士子困居长安的境况，予以戏谑。

　　《幽闲鼓吹》多记宣宗朝事，大约成书于懿宗咸通（860—873）之后，距白居易辞世的武宗会昌六年（846），已有数十年。稍后，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对此故事进行了添枝加叶：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唐摭言》专记科场轶事，与《幽闲鼓吹》相比较，人物情节类似，语气则大为加强。不仅“米价方贵”，而且“长安百物贵”。“居亦弗易”，改为程度更为加强的“居大不易”，也诞生了“长安居，大不易”的谚语。“居即易矣”的陈述语气，也换成了不容置疑的反问句“居天下有甚难”，而且还加了一句顾况自我解嘲的话“老夫前言戏之耳”，前慢后敬，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幽闲鼓吹》与《唐摭言》皆属子部小说家类文献，采摭传闻居多，或有道听途说之嫌。两《唐书》白居易传作为官修正史，对此轶事亦有记载。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云：“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与笔记材料相比，一是具有明确的时间线“年十五六时”，其史料来源或出自《与元九书》的自述“年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是隐去了故事的地点，强调“吴人顾况”，似乎暗示不大可能在长安。三是模糊了具体作品，只说“览居易文”。成书于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大体转述《旧唐书》内容，谒顾况的年龄则只说“未冠”，对顾况的描述变为“恃才少所推可”。正史的记载比较审慎，不同于小说家言，但也都肯定了白居易谒顾况的事实。

　　南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及清人王立明《白香山年谱》记载此事于贞元三年（787）白居易16岁时，《赋得古原草送别》亦系于此年。宋代以来，这则轶事在《太平广记》《唐语林》《类说》《古今事文类聚》《类说》《绀珠集》《能改斋漫录》《唐才子传》《尧山堂外纪》等书中辗转传播，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坛雅事，也演化为文人摇笔即来的典故。如苏辙《次韵王巩代书》“应笑长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离离”，贺铸《京居感兴五首》其五“谩赋芳草篇。长安居不易”，用典“诗”与“事”合用。历代文人对此事习焉不察且乐于传播。

　　顾况与白居易的“时空交集”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益严谨与精密，学者对此轶事的真伪问题多有关注。较早的万曼《白居易传》认为，白居易谒顾况并非在长安，应在苏州或饶州，持此观点的还有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则认为有可能在衢州。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与王拾遗《白居易传》，皆认为传说不实。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旧说，认为白居易在长安谒顾况实有其事。

　　顾况出入长安的缘由，据《旧唐书》和《唐才子传》等史料，系柳浑引荐入长安，因李泌卒而贬出长安。其具体时间，学者根据柳浑入相与李泌辞世的时间节点，已经辨明顾况贞元三年至贞元五年三月在长安。此时的白居易方旅居江南，二人不存在“时空交集”，因而无由得见。

　　那么顾、白二人是否会在落花时节相见于江南呢？顾况于贞元五年暮春贬出长安后，此年夏经宋州抵苏、杭，贬途中的他延续了以往的高调，与苏州刺史韦应物、杭州刺史房孺复宴饮唱和，优游山水，大作其诗，俨然衣锦还乡。当年秋经信州至饶州贬所，四年之后归隐茅山，不知所终。

　　白居易贞元四年前后曾避难越中，旅苏杭二郡。宝历元年（825），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作《吴郡诗石记》，曾回忆37年前的少年往事：“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当时，韦应物方刺苏州，顾况其后亦成为座上宾。在时间上，顾、白二人似乎有相见的可能。可惜白居易以“幼贱不得与游宴”，无由得见韦、房两位“豪人”，但在记文中仍表仰慕之情，而于顾况这位“狂生”则不置一字，看来白、顾二人应在江南擦肩而过。

　　更为蹊跷的是，假使顾况曾提携过白居易，何以两位“当事人”的诗文并无一语提及对方？尤其是白居易曾多次自编其作，诗文绝大多数得以完整保留。但遍检其作，竟然对提携自己的“命中贵人”只字未提，这有点不合情理。白居易曾有行卷经历，但行卷对象亦非顾况。《与陈给事书》篇首即谓“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可见是贞元十六年科考前的请谒之文。这位陈给事，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简编》考证为陈京。至于陈京是否提携过白居易，亦无从得知。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在崇尚门第观念的唐代，白居易出身寒门，父、祖出身明经，俱为郡县小吏，朝中并无奥援。他的《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出门可怜唯一身，敝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备写初来长安孤苦伶仃，举目无亲。

　　与此相反，顾况在长安为官时期，虽不甚得志，却广交诗友，声名远播。据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所记，在“嘉木垂阴”的夏日，于宣平里顾况宅第曾有雅集诗会，登门者皆一时名流，且“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以至于“举国传览，以为盛观”，可谓盛况空前，名动长安，这可能也构成了白居易长安谒顾况故事的现实基础。

　　通过还原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仔细梳理顾况、白居易的人生轨迹，考察他们留下的文字等直接证据，基本可以判断，白居易拜谒顾况的故事出自晚唐时期“好事者”的杜撰，并非历史事实。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个故事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却合乎一定的逻辑，也就是说伪材料中蕴含着真信息：一个必须有“故事”的科场明星，一个蕴含着“梗”的名字，一位性情诙谐而又恃才傲物的文坛前辈，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都会，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需要补齐“本事”的诗歌，几大元素“风云际会”，于是白居易长安谒顾况的故事“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奇佳的传播效果。

　　《赋得古原草送别》的经典化 

　　唐人行卷之作时常有数十乃至上百篇，“卷首”往往精选自己最为得意之作，以引人注目。在白居易科举轶事中，《赋得古原草送别》即为行卷的卷首。在经典诗歌的传播活动中，许多名篇附有“本事”。这些本事，情形不一。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则是“好事者”附会敷衍。“诗”“事”相生，相得益彰，方得以传播久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作依次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这个次序也代表了他个人的重视程度。他最为看重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讽谕诗”，至于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与元九书》），明确表露出对于律诗的轻视态度。

　　《白氏文集》卷十三的律诗中，《凉夜有怀》题有自注云：“自此后诗并未应举时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其后第四首。再后一首《病中作》，题下自注曰“年十八”。白诗各卷有大体时序，依此自编次序，当为白居易少时所作。从诗题看，“赋得”一体，源自南朝，或摘前人诗句为题赋诗，或雅集分题赋诗，或即景抒情状物。唐代科举试帖诗承继此体，多在题前标明“赋得”二字，以前人诗句或所咏之景物为题。就内容而言，此诗似乎故意隐去时间、地点与具体背景，所送之“王孙”也不一定真有其人，当为应对科举试诗的习作，也属白居易的少作。就艺术而言，颔联清劲振拔，为诗中之眼。末联化用楚辞典故，拟想春草送人，不落俗套。全篇意境浑朴，在“赋得体”中自是出类拔萃之作。

　　唐五代人所选唐诗中，晚唐韦庄《又玄集》选白诗三首，后蜀韦縠的《才调集》选白诗二十八首，皆未选《赋得古原草送别》，张为《诗人主客图》梳理诗人源流为六大宗派，首列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所列白诗亦未选此诗。随着“长安居，大不易”轶事的传播，这首诗频繁出现在《优古堂诗话》《诗林广记》《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等宋代诗话著作与笔记著述中，逐渐被经典化。其后也出现在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和清人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这两个著名选本中，直至今天入选小学统编教材，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作。

　　白居易特别看重自己文名的传播，曾说“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他屡次提及的作品是《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以及《长恨歌》之类的感伤诗，大概他本人更为看重。在文学活动中，作者一旦完成了作品，后续的命运就交给读者了。白居易可能想不到，他辞世百年之后《幽闲鼓吹》“制造”了这首诗的本事，伴随其作品传颂千年。他更想不到，千年之后的学者做了一件“有煞风景”的事，对这桩文坛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