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本作“閒”，从门，从月。《说文解字注》：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庄子·养生主》讲庖丁解牛，按照牛体的自然结构，顺着筋肉骨节间的空隙运刀，“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由此可知，“间”的本义为门缝、骨缝，后来泛指事物间的空隙。这个“间”和读书联系起来，就有字里行间、文字本身之外、书的夹缝中、书的空隙等含义。

　　如何理解“读书得间”

　　“读书得间”是旧时老师教诲弟子的惯用语。这一成语出于何书，还不能确定。“读书得间”是明清以来特别是乾嘉学者读书治学传统，如清代苏徵保为医学家吴瑭（鞠通）的《温病条辨》作序说：“离经泥古，厥罪惟均，读书所贵，得间后可。”这里的“间”是指间隙，也就是读书的窍门。认为读书最为可贵的就在于读书得间，即从书中读出自己的空间。

　　胡适对“读书得间”极为推崇。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丁声树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1936年4月他写出《诗经“式”字说》后，将文章寄给胡适，胡适看后于6月26日回复说：“此文最大贡献在于指出‘式’与‘无’的对列联文。其与‘虽’对列，亦一正一反，凡‘虽’字句皆与正句相反。你从此入手，真是巨眼，真是读书得閒，佩服佩服！”

　　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时说：“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辑资料从事订补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得出这些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一些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季羡林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

　　周勋初先生从“触类旁通，深入发掘”的角度阐述“读书得间”，并根据自己治学和培养学生的经验总结说：“如何做到读书得间，结合具体的人来说，实际情况却是千差万别，难以一端论。”

　　由此可知，对于“读书得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就是方法和功底，更是一种境界。也就是要在字里行间得到弦外之音，看出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思。

　　金宝祥先生的“读书得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跟随金宝祥先生读研究生时，金先生也常常用“读书得间”教导我们，并一直强调要读常见书，认为“读书贵能得间，或者说要看出问题”，“如何得间，如何发现问题，关键在于狠下功夫”。

　　金先生自己就是读书“狠下功夫”的榜样，每隔几年，他就要把两《唐书》《资治通鉴》等通读一遍，在读的过程中将最近关注或认为重要的资料摘录出来，反复揣摩，领会史料的含义。金先生认为，不仅要熟悉资料，而且还要看到资料背后所蕴藏的信息：“我觉得历史资料并不仅仅具有文字上的功能，它包含着作者的理性思维。而一个真正研究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出问题的实质。”因为“在历史文献中，为不确切的、带有偏见的，甚至是伪造的史料所掩盖而混淆历史真相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就需要我们反复细读，通过理性的思维，从宏观中见到微观，从微观中见到宏观，恢复历史真相”。金先生一再强调读常见书，他说：“我的藏书不多，读书也较少，尤不喜欢寻求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而是从常见的史料中找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应该就是金先生的“读书得间”吧。

　　金先生很少出门，几乎整天都在读书和思考，就是到了70多岁，晚上还要工作到十一二点。他认为，“做学问本来就是一桩枯燥乏味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抛弃功名利禄等私心杂念，方能成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金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他督促我们要多读书，“除阅读正史外，历代的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宝贵的史料。因此广泛博览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有从总体上把握问题的实质，高屋建瓴，方能领会真谛”。他不仅要求多读书，而且还一再告诫我们：“文章要写，但切勿贪多，多必滥，而滥便保证不了质量。”

　　我跟随金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金先生正要承担《隋史新探》的撰写任务，就将我的毕业论文定为“隋史余波”，要求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在其基础上增补修订为《隋史新探》的一章。为此，金先生让我认真阅读《隋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唐创业起居注》《大业杂记》和两《唐书》的相关部分。我按照金先生的要求阅读资料、摘录卡片，并将其分门别类地整理。经过这样的训练，我熟悉了隋唐之际的史料。

　　我住在学校，一般情况下每周会有三四次到金先生家请教或聊天，当金先生谈到相关问题时，我大多都会从先生书架上抽出史书，并能找出相关的记载。正是因为在金先生的要求下“狠下功夫”，我认真阅读史书，熟悉了相关史料，在答辩前后，将硕士学位论文修改为三篇文章投稿，即《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特征和作用》（《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2期）、《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3期）、《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3期）。

　　金宝祥先生强调的“读书贵能得间”，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是否适合每一位学生，就需要自己领悟。因为人文科学完全是个体手工作坊式的劳动，要看自己的积累、探索与发现。老师的心得和方法，未必适合每一个学生。学生在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要看各自的智力、用功程度、机遇和悟性了。在老师的教导和别人的著作、方法中总结，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犹如穿鞋，你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看，还是为了自己穿得舒服？有些别人认为好看的鞋子，可能并不适合你，你自己穿了并不舒服；有些别人觉得不怎么好看的鞋子，可能恰好适合你，自己穿得也很舒服。另如婚姻，别人看来很般配的一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可能并不幸福。相反，别人感觉不般配的，他们自己却生活得很幸福。

　　一个人要取得成绩，就要有机遇、天赋、汗水和品位。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天赋、记忆力不同，用功的程度也千差万别。机遇也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但如果选定了目标，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成绩。

　　做人与读书做学问

　　我们读书时，金先生除了谈读书外，还强调做人的问题，甚至说要将做人放在第一位，读书做学问放在第二位。如果做人不行，学问是不可能做好的。就算是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是不会为学界和社会所认可的。

　　对金先生的这一教诲，开始还不是很理解。当我们走向社会，读书稍微多一点后，才发现这并不是金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共识。

　　据张勋燎先生记述：“蒙文通先生尝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道德、文章密不可分，乃学人本色，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之优良传统。”张舜徽先生说：余嘉锡“先生平日常言：‘读书人第一是讲究做人，第二才是讲究做学问。否则有学无行，读了书有什么用。’这几句话，在先生确实是身体力行办到了的，尤值得后人学习”。到了20世纪90年代，浙江大学仓修良先生还这样告诫学生：“做学问要先学做人，我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荡，不计较名利。做学问可能出名，但不会有多少利可图。想以做学问来谋求名利，是行不通的。我一向奉行实力政策，治学就得坐冷板凳，潜心钻研，不浮躁，扎扎实实地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自然会得到学界的尊重。搞歪门邪道，走捷径，都是不会长久的，学界自有公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也曾说：“首先要学会做人，同时必须学会做事；以做事体现与升华做人，以做人统率与激活做事。”

　　金先生那一代出生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学人，曾有比较完整的家学和师承，既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还接受了西学的浸润，接续了做人和治学的传统，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金宝祥先生和南开大学的杨志玖等教授是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张国刚在《杨志玖先生和他那代史学家》中说：“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化大革命’后焕发出学术的第二春，而在世纪之交都是年届耄耋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从以上所述可知，何谓“读书得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答案。金宝祥先生“希望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具有理性思维，不断地否定自身，甘愿寂寞、坚韧、读书、思考，有所创新，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就是说既要耐得住寂寞，又要有坚韧的信念，怀着“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进行读书、思考和研究，也算是“读书得间”吧。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