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完整表述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的角度来讲，需要深化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规律性认识。

　　消费数量和质量并重

　　消费能拉动一国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其形成的新需求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方面，消费数量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可带动相关企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企业活力；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可引导企业生产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消费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导向。

　　在新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数量上的基础性作用。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反映的是最终需求，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导向和拉动作用，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宏观上体现为消费支出总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微观上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二是质量上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结构的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进而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还需要通过降低消费不平等，来提高消费升级的普遍性。

　　稳就业促增收是关键

　　当前，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核心堵点是消费能力不高。扩大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环境需要通过改革方式来解决。稳就业促增收、以“需求创造”实现消费升级、降低消费不平等是识别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向。

　　第一，稳就业促增收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聚焦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焦持续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以新动能支撑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从创新创业的三类效应——减少贫困效应、促进就业效应、优化供给效应出发，“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第二，通过“需求创造”实现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根据消费者行为三阶段——量的消费、质的消费和感性消费的发展特点，积极建立完备的内需体系，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提高消费质量的需求和对新产品的需求。

　　第三，降低消费不平等是重要支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消费不平等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表现。降低消费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增长，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增加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支撑。

　　深化消费经济理论研究

　　基于上述讨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需要持续深化消费经济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进而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路径。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因此，可以考虑构建恰当的消费升级度量体系，利用宏微观数据对消费升级指标进行核算，揭示我国不同类商品的消费规律并对消费升级的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基于消费升级的度量，进一步考察新业态新模式引领下的新型消费场景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另外，有针对性地对重点消费群体（如农村、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心理以及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探索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路径。

　　第二，消费意愿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分析如何提振消费信心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可以考虑构建基于媒体文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与数据平台，实时监控我国消费者信心的动态变化，刻画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时变特征，识别制约消费者信心的难点、痛点、堵点，从体制机制上破除这些障碍。从消费者信心切入，为政策制定提供高频实时的数据支持与系统有效的评估框架，为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政策建议。

　　第三，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研究如何通过激发创业活力实现“保就业”，从而提升收入、促进消费的机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企业的函数。企业家没有信心，企业就没有活力，就业就不能提振，收入就没有提升基础，居民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更多、更大规模的消费。要扩大消费进而拉动国内需求，就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就业和企业发展的推动工作，要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

　　第四，降低消费不平等，提高消费升级普遍性的机制。由于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阶层之间的消费不平等也呈现出一定的扩大趋势，致使消费升级的普遍性被削弱，消费分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一个现象。贫富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为此，应从体制机制上破除障碍，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等举措，实现收入差距缩小，提升消费升级的普遍性，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第五，促进消费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现实中，我国促进消费政策的实践丰富，但实施效果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研究。从2013年至今，党中央高度重视提振消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不同时期对消费领域、消费结构、消费形式、消费品质等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要求。立足中国实践，分析我国消费总量和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典型事实，梳理我国消费政策体系，以此评价中国促进消费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研究”（21ZDA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