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我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因地制宜发展战略，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土辽阔、地形复杂是我国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各地资源禀赋、文化习俗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辩证看待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正确认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内涵，依托高质量发展弥补区域发展差距，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统筹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中国自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大部分朝代定都于北方。首都逐渐成为具有政治、文化等职能的中心城市，其周边地区也定位于拱卫京师安全以及提供配套服务。千百年来，这一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不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各地区的工业分布也极不均衡，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仅占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安全，保证国家安全，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逐渐拉开了工业化序幕。受苏联平衡配置生产理论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工业生产力布局多以实现平衡发展为目标，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出于国防安全、国家安全考虑而转向中西部进行投资和重点项目布局，工业生产力分别在“一五”期间和“三线”建设时期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挺进。随着内地工业基础的不断加强，以及基础设施落后面貌的根本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比由1952年的30.6%提高至1978年的39.1%，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由此发展起来的中西部新兴工业城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南沿海城市一起，对我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经济增长效率放到首要位置，将梯度转移理论与我国生产力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资源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六五”“七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此，我国在“八五”期间开始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随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相继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也率先进入转型升级阶段。至此，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四大板块”战略全面铺开。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七大战略之一，目的就是要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0年，“十四五”规划把促进东中西部更加平衡和南北地区共同发展、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提升至新的高度。可见，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直接决定着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与前景。

　　鉴于我国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的高度异质性，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区域政策价值取向外，还应更加重视安全稳定与秩序井然。这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各区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制约下，我国致力于确保国防安全、国家安全等前提下的国内发展，更多着力于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区位较好、条件较为突出的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并于2008年开始以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而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华北、西北的黄河流域工业基地几十年来承载着大量的国家职能部署，目前正处于艰难的转型升级之中，这也是“十三五”期间北方地区较南方发展明显放缓的主要原因。此外，自进入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在空间上表现出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在某一时期或某些地区尤为突出。在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能所有地区在同一时期都处于同等层次的发展水平，况且中国又是一个国土面积世界第三、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在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上就表现为不同区域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同地区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自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逐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相较而言，以现行的统计标准与口径，北方地区在质与量上的增长都有所滞后，尤其是东北、西北等地区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明显。但是，如果将北方地区保障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职能部署的价值折算成现实生产力，此时的南北差距就需要另当别论。因此，我们不仅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善于发现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要紧紧抓住发展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所在，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新机制。

　　我国的东西失衡与南北差距问题并不能单纯归咎于地理区位或资源禀赋，其本质源于更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统筹与战略部署。当前，通过高质量发展弥补我国区域差距，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国家层面碳交易机制的顶层设计，实事求是地把中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与付出，以及因牺牲现阶段发展机会而失去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同时还应将维护与保持绿水青山等生态建设，置于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地位，将生态价值视为财富积累的来源之一。例如，在保护好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尤其是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要充分兼顾这些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及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与中游、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协同发展。这就必须建立流域统筹协调机制，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第二，将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抓手。南北差距在本质上仍是发展问题，北方地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早日实现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融合发展。一是要着力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创新成为引领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不断增强产业创新能力。二是要加大利用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力度，不断提高数字经济的比重与贡献率，使之更好助力产业链循环畅通，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增强现代金融和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尤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三是要切实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对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源的吸引力与黏性，不断突出人力资源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第三，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导向打造区域增长极体系。这需要特别注意区域内城市或城市群产业的合理布局与转型升级，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加快区域内不同层级的增长极建设，在积极发挥原有城市群增长极作用的同时，通过加强增长极之间的关联协调，推动形成点、线、面、网的发展格局，发挥先进生产力在产业与空间层面的聚集—扩散—带动作用。区域内的核心增长极要继续发挥好引领、组织和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当前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键枢纽，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效率，同时还要把周边的各级各类区域链接起来，形成跨越不同发展梯度、更大范围、更广空间、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