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史》三卷陆续问世后，学术界、文化界有不少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对鼓励我们的工作，事后对总结与思考文学史的编写以及再后来对修订这部论著，都是值得回顾、认真对待的。

　　上卷出版后，李健吾先生于1979年7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把此书作为中国人以马列主义原理编写的“第一部法国文学史”而加以“庆贺”，并指出了三个可称道的特色。李先生是我辈的师长，学识远高出我们，他奖掖提携后辈的热情与促进学科发展的无私精神令我极为感动，终生不忘。

　　中卷出版之前，为了心里有底，我将该卷关键性的一章即《概论》的校样请我辈所敬仰的钱锺书先生审阅。钱先生很快就审阅完，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诸多鼓励：“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言之有物，语之有据，极见功力”，较前人已“有超越，可佩可喜”。钱先生的来信让我一直感念难忘，我极为珍视，把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一件重要的大事。

　　下卷出齐后，文化界、批评界有了一个整体的对象进行评论，好评甚多，溢美之词也不少。三卷本被美称为“完璧”，“自我国有外国文学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国别文学史”，“史料翔实”“论述深入细致”“思想观点鲜明”。特别是下卷更被称为“成熟的国别文学史”。评论者指出，“编著者纵观作品与流派的嬗变，囊括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影响与思想艺术特点，潜心搜集、锐意探求，洞烛幽隐，不趋时尚，务去陈言，自出机杼”，“显示出我国学人在对待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恢宏气度与大家风范”。

　　三卷本之所以得到学术文化界的欢迎与好评，其主要原因不外三个方面。

　　一是因为这部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多卷本的国别文学史。近一个多世纪来，我国对法国文学方面的译介评述最多，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相对发达的学科里，国人所撰写的法国文学史也寥寥无几，计有1923年李黄、1929年袁昌英、1930年徐霞村、1932年夏炎德、1933年穆木天的数本，均为篇幅甚小的简史，甚至只是简介。到20世纪下半叶，其阅读参考的价值已明显不足。颇有分量的是吴达元先生194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本《法国文学史》，其篇幅达到了80万字，对重要的作品都有一定的介绍与论述，给国人的印象甚深，但此部文学史的译述痕迹太明显。这些法国文学史的著述在传播知识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毕竟还处于以译介、转述为主的学科启蒙阶段，还谈不上成熟的文学史著作。

　　二是因为该书的历史叙述引用的史料较为翔实，知识量与信息量较能满足当代文化读书界的要求。文学史是一种特定的读物，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更不同于只谈几种社会形态、几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它也不同于作家笔记、作家专论、作品评析专著；不同于形式体裁论、思潮流派论、文学概论；不同于文化史、文明史、艺术史……但所有这些种类的著作与读物的成分，文学史都必须具有。它必须对某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做出全面而具体的叙述，如出现了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形成了何种倾向，体现了何种思潮等。而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也都是一个个完整的“小世界”，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创作过程、继承与独创和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意义、艺术价值等，都是这一个个“小世界”中你必须面对、必须涉及、必须评说的实际课题。与此同时，文学史还必须对产生、包容这一切文学现象的社会现实条件、历史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决定文化艺术的“纽带”或“渠道”做出必要的、清晰的说明。因此，文学史要求知识面广泛、资料性丰富，它必须是全面的、综合性的知识读物。

　　三是因为整部书有若干理论色彩，论述多少有点理论深度。全书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达到史论结合的境界。我很重视每个时代文学的概论，全书五六个概论全是由我执笔，每一个概论都是各个不同时代文学的框架，是其全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点的提纲，是一整个时期文学的定调。在这里，不仅要概括社会的、文学的有关全部历史事实，要综述整个历史过程，还要说明各种事实、各种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内在关系，更要揭示具有本质意义的性质与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成了文化读书界所熟知的读物，在高等院校，亦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专业参考书，因此，一直存在着再版的需要。事实上，不止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再版，但作为当事人，我面对着再版，却不能不认真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进入21世纪，法国文学也已走完了整个20世纪的行程，但原来的三卷本只写到20世纪初期的法国文学，如果再版，理应将20世纪的文学发展史续写完毕。第二个问题是，初版十多年后再版，势必要做些必要的修改，特别因为出版于1979年的第一卷，不可避免留下了若干时代的烙印，这是再版中必须解决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要从头续写法国20世纪文学这一部分，无疑会有相当大的工作量，按照三卷本“薄古厚今”的原则，要避免虎头蛇尾，法国20世纪文学则应占有两卷，该达到七八十万字的篇幅，才能与前三卷保持平衡，这样，《法国文学史》就要从三卷本扩充为五卷本了。浩浩荡荡，主要由一个人完成，对我何尝不是一件功业圆满的好事。但是，早从20世纪80年代，我就逐渐将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20世纪文学，扎扎实实做了一些事情：首先从理论上清除西方20世纪文学研究的“拦路虎”——日丹诺夫论断，对传统的理论戒律揭竿而起；然后，对20世纪法国文学几乎全部的思潮与文学流派、所有重要的作家与代表作进行逐一研究，这些都落实在我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卷）、“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10卷）与“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70卷）。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十几年中，就法国20世纪文学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作家与两三百部作品写出了近80万字的专题研究文字，这些文字也陆续结集为《凯旋门前的桐叶》《枫丹白露的桐叶》《塞纳河畔的桐叶》三个文集出版，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法国20世纪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面描述与展示。因此，从我个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将已经成书的研究成果在体例与格式上改编成为文学史的形式作为《法国文学史》的第四卷、第五卷，也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后来，我又将上述三个文集的内容按照文学史发展时序重新编纂成两卷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上卷为20世纪初的文学至1940年代的抵抗文学，下卷为50年代文学至20世纪末期的新寓言派文学，上、下两卷共70余万字交由上海文汇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样，对我自己而言，《法国文学史》事实上更是已经由三卷扩充为五卷，论及范围从中世纪文学一直到了20世纪末期文学。我作为一个文学史学者终于完成了对法国文学全过程的描述与评析，也算是今生无憾了。

　　前三卷要再版，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第一卷中的时代烙印问题。为此，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除了对整个三卷进行全面校订修改外，我主要对第一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写，还为三卷修订本撰写了一篇长序，对该书的编写过程与时代社会条件做了回顾，对影响文学史编写的诸多理解问题、传统思想、教条原则加以坦诚解析、彻底清理，这是我在文学史编写问题上的一个思想总结。

　　2007年4月，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修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