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一书的前言中把导演工作的本质定义为雕刻时光，他所揭示和表达的“时间—影像”理论认为，电影影像存活在时间里，而时间亦存活在影像中甚至存活在每一个不同画面中时，影像才能真正电影化。除了基于可见的空间，电影还是时间的艺术，和写诗、作曲一样是在时间轴上叠加完成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电影制作人，如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60年代的奥地利导演彼得·库贝尔卡等先锋电影的先驱者们，不仅在剪辑时计算帧数，而且还通过精心绘制图表来形象化地呈现自己正在制作的电影的节奏；也解释了为什么像美国电影史家大卫·鲍德威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夫妇等对电影风格的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会计算影片的镜头长度和剪辑率并把这些数据应用于他们的研究。

　　电影导演和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镜头时长、剪辑率与影片时空表达和故事讲述有关，如飞车追逐戏的镜头转换频率通常会高于海边漫步戏，当对话段落主要由特写镜头构成时，其镜头剪辑速度一般会高于由中景镜头构成的对话段落。电影中对时间进行压缩处理时，要比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等同的实时蒙太奇表现剪辑率更高。节奏本身是一种有用的高层次语义结构，是电影韵律、基调或情绪的呈现。在电影史上，为更精准地把握影片的节奏，苏联的蒙太奇学派曾经将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等人的影片进行逐帧研究，爱森斯坦在剪辑的时候曾用尺子测量镜头的胶片长度。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影片剪辑与电影的风格史、工业史、文化史和技术史等电影史的诸多方面都有所关联，但对于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剪辑率的变化人们仍不甚明了。

　　以英国学者巴瑞·索特于1974年发表《统计方法与导演风格研究》一文为标志，基于数据统计和分析的计量电影学诞生了。这篇文章和他分别于1983年、1986年陆续推出的著作《电影风格与技术：历史及其分析》《走进电影：电影史、 风格及其分析》，共同成为计量电影学的奠基之作。其后，大卫·鲍德威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和克里斯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两部电影研究论著都应用数据来探析镜头数量与影片节奏、情节叙述和受众体验之间的关系。21世纪之后，芝加哥大学的电影史学家尤里·齐维安与统计学家兼计算机专家戈内斯·塞维杨合作，于 2005 年基于网站www.cinemetrics.lv，开始着手打造以开放、开源为导向的数据库，这意味着计量电影学推进到了互联网精神特质彰显的大数据时代。目前，这一网站已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网络用户自愿上传的几百部影片的相关数据，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这个网站提供的在线应用软件Cinemetrics进行影片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并上传自己研究所得数据与人分享，一个共建共享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研究语料库不断壮大。

　　2014年，迈克·巴克斯特的著作《计量电影学数据分析笔记》在对影片进行基于数据的案例剖析的同时，对计量电影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做了归纳与总结。同年，全球首届计量电影学学术会议于芝加哥大学召开，计量电影学开始进入更多学人的视野。欧美计量电影学所测量的主要是镜头的时长、运动性、角度、景别、剪辑率、正反打这六大参数，其基本方法主要是在提取有关影片形式元素及其参数的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比较。目前数据积累最为丰富、研究最为成熟的则是影片的“平均镜头时长”（ASL），如巴瑞·索特经过对大量欧美影片的数据对比统计后指出，1912—1917年和1917—1923年期间欧洲电影的平均镜头时长要比美国电影多出2秒整，这印证了人们对欧洲电影比美国电影节奏慢的观感。而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电影的诸多形式元素皆可以量化，不仅仅是镜头数量、时长、景别、运动元素构成和角度，还包括台词与音乐的密度、剪辑方式、戏剧高潮点的数量、剧情结构的“中间点”安排、演员角色数量与构成、场景数量及时长、光源属性及类型等。《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大数据专家迈尔·舍恩伯格提出，数据化就是“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上述这些数据化指标能够表征导演的艺术个性及影片的时代风格，并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影片的观看效果。

　　当下信息的海量和巨观使得文本检索、阅读和分析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不数字无人文的时代”已然来临，强调人与机器合作、远读与细读结合的数字人文浪潮方兴未艾，人文社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都将被数字技术所重构。用数字手段、数据思维进行定量分析，检验和打破某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定见，建立起视角新颖的知识关联，是对传统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丰富、补充和拓展。除了前面提及的Cinemetrics，其他如由杰里米·巴特勒主持开发设计的Shot Logger平台、法国蓬皮杜创新与研究中心开发的Lignes de Temps（时间线）系统、德国学者拉尔夫·埃沃斯主持开发的用于自动视频内容分析的软件工具包Videana，以及作为视频索引方式的全自动镜头边界检测系统（SBD）等，这些计量电影学统计平台或软件工具包均成为数字人文在电影研究领域的实践范式。数字时代，计量电影学正是借助于这些平台和软件，以测量、计算等数据化方式挖掘和揭示具有一定预测可能性的电影内容生产的模式和规律，是电影研究摆脱既往质性研究偏主观臆断，走向更加科学和客观的一条路径。如国内电影研究学者李道新指出计量统计方法为电影史研究增加了精确度，这正好弥补了当下中国电影研究中严重脱离“电影本体”和过度依赖感性经验的缺陷。他带领年轻学者和学生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数字人文与作为方法的电影”专题研讨活动，刊发了《数字时代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拓展路径》《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等学术论文，彰显了电影领域的人文学者数字时代“思维转向”“范式转换”与“学术转型”的积极应对姿态。杨世真将计量电影学概括为“五合一”，即量化研究、文本内部大数据研究、比较研究、可视化研究、具有新范式色彩的电影形式与风格研究五个层面的复合，并从统计学角度出发，在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场面类型与场面数量进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与美剧《纸牌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在场面处理上的特色与成就。陈刚利用计量电影学在线软件 Cinemetrics，从镜头时长和镜头数量、镜头类型、运动镜头、焦点调度、转场方式等形式要素对中国早期著名电影导演费穆的《天伦》《小城之春》等五部影片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以此来剖析费穆电影独特的形式风格。龚力则在计量电影学思维与叙事学理论框架下聚焦影片内容要素，将电影《非凡任务》的剧情表述形式转换为可测量的叙事学语言，探寻其情节与功能发挥作用的叙事密码。

　　陈寅恪曾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不论中外，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数字人文视野下的计量电影学不仅为电影本体研究提供了数据可视化的工具，而且也拓展了电影研究的理论视野，更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数据共享和跨学科合作的学术模式。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和银幕数量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在建设文化强国和电影强国的征程中也要加强电影研究，以数字人文来推动计量电影学在影视理论工作中的运用。与之相呼应，中国传媒大学建立了文化大数据实验室，其中包含剧本数据库建设与智能剧本创作系统，北京电影学院亦成立了电影产业大数据研究所，这些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面世是数字人文时代的应时之举，有益于助推“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设。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应该意识到电影量化统计方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诉诸价值观和审美意义的质性研究的补充，在构建大数据时代中国电影知识图谱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数字人文的批判性思考。且目前已有的电影计量平台和软件工具还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动作和表情捕捉等人工智能技术尚需应用到计量电影学领域，以增益其研究成果对电影创作实践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