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开放型经济相关领域研究。多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励，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以及多项国际交流荣誉称号。代表作品有《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出口退税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现，人类文明的变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时代的文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前提，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文明和人类社会由简单和低级向复杂和高级形态螺旋式发展。因此，人类文明的本质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整体表现，在不同时代，它又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性是由人类文明的本质决定的。一方面，虽然人类社会是按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依次递进、上升发展的一般规律演进，但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和交换的内容与基础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演进路径也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文明演进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定了其发展目标是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多样性需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多样性需求必然导致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人类文明多样性还产生了交往和交流的需求。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与互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可以缩短前进目标的时间，还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发展的陷阱。这已被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所证明，特别是中国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抓住机遇迈向了信息化文明。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实践和理论认识看，中国不断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全社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实践和理论看，中国将改革向上层建筑领域拓展，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实践不断深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含义是用法律、制度和规则来规范党与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资本与劳动、公民与社会、多元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多民族、人与自然、国家与世界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互关系。这是对现代化的新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极大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新境界。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文明发展的最核心标志是生产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改造（即数字经济），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还应当考虑中国实际，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指标，是根据中国人口规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所要求的自设预期指标，参考借鉴但不简单套用其他国家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无疑打破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唯一选择的神话，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