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多国面临着生产率提升的长期挑战。随着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叠加的新阶段，传统上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数量型增长模式难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要求，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科学内涵
传统的增长核算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通常由产量与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表示。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被认为是产出增长中扣除要素数量所引起的增长后的剩余。这一理论通常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
深入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需要对技术进步的性质加以区分。从技术进步的性质来看，在要素投入结构条件下根据要素相对边际产出是否变化，技术进步区分为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或者在给定要素相对价格前提下，根据要素投入结构是否变化来进行区分。中性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的特殊状态和性质，表现为生产函数的平移。偏向性技术进步代表了技术进步的一般状态和性质，表现为生产函数的非平行移动。
经济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中普遍隐含中性技术进步假设，它吻合了卡尔多典型化事实，然而，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表明，许多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或要素份额往往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中性技术进步的完美假设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化现实。特别地，在中性技术进步视角下，技术进步引致的要素效率变化是对称的，不同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相同；而在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下，技术进步引致的要素效率变化则是非对称性的，不同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不同。倘若在特殊形态的技术进步中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理解有一定偏差。
在最近发展起来的新增长核算理论看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生产函数非平行移动的结果。从单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是以要素产出弹性为权重的各要素生产率变化净值以及要素产出弹性变化净值；从要素边际生产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是以要素产出弹性为权重的各要素边际生产率变化净值；从技术进步性质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是纯中性技术进步效应变化和纯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变化的净值。因此，从经济学含义来看，促进要素生产率增长、要素边际生产率增长、要素产出弹性增长是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内涵。
释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
从国际比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的数据计算，加入WTO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稳步提升。尤其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平稳上升且与其他各国的差距明显缩小。这主要是由于初始条件较好的南非、巴西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下降。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实践表明，劳动生产率超过资本生产率增长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来源。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金融的复苏和跨国公司的崛起，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迅速提高且普遍持续增长，驱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以及重视研发和科技，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和快于资本生产率增长速度。尽管发达国家层面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增长速度较低，甚至在特定时期出现下降，但部分国家的物质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表现出很强的同步增长，这意味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较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物质资本回报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过度依赖提高“资本—劳动比”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诱发物质资本配置扭曲和物质资本报酬递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逐步压缩物质资本错配和报酬递减趋势，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积累效应塑造大国“人才红利”，这将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拓展空间。
多维合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多维合力，发挥协同效应。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瞄准要素禀赋变化趋势，使用有利于本国丰裕要素的新技术新设备，促进前沿技术和适宜技术创新的发育和成长，更大程度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升政府效能和治理水平，提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系统推进“放管服”改革，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不断优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推动中性竞争政策落地，在市场准入门槛、经营许可、土地供应、融资税收补贴、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打破违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隐性壁垒，有效减少妨碍自由进入、自由竞争的各种不当干预行为。消除地区间、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本等要素流动障碍，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有序流动，遏制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递减趋势，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传统的低技术、低附加值和竞争性产业中，充分发挥高效率企业的经营示范作用，鼓励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管理优化，倒逼低效企业依据市场规律有序退出，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推动前沿技术产业化应用。企业主体具有趋利避害特性，其最优决策为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技术创新成本较大、前景广阔的通用技术领域和关键技术的研发领域，因地制宜，适应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趋势，政府通过提供创新基础设施，特别是强化基础研究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有效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补偿企业风险成本，引导企业创新。在前沿技术产业的应用和商业化应用领域，市场准入、投资、税收政策应逐步转向利用数字化的前沿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5G、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基因编辑、纳米技术、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生物燃料等，加快新技术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散和采用，重振传统生产部门，壮大新兴产业，释放前沿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
第三，提升要素投入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要素投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素质水平、机器设备先进性、能源利用效率、数据资源质量和价值均是要素投入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劳动力素质最为关键。随着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工作时间缩短，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健康状况对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影响较大。鉴于许多前沿技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数字技能，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程度，通过合理安排各类教育投入比例、完善教育体系等措施，鼓励各类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技能型和知识型技术劳动者。深化产学研合作，在市场研究、产品开发、采购、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保障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供给，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适宜技术进步的成长。与此同时，健全工资福利制度、法律和法规，逐步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保障高素质高技能的就业增长，促进各地区各行业劳动力工资与其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确保劳动份额随有效劳动供给的扩大而增加。
第四，加强国内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形成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合力。当今全球经济处于深刻调整期，需要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打造国内科技创新、产业、财政政策与贸易、货币、金融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进一步深度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破除国家和地区间不必要的要素和商品流动障碍和扭曲，弥补国际市场失灵，降低资源跨国配置扭曲。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协同，凝聚海外科技、人才、服务、商业模式等高端要素力量，突破重大技术短板、推进战略性产业建设，外资引进应重点瞄准建链、补链、强链和稳链，共同培育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动能。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