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本《宋书》是大型史学丛书《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部，由我担任主编，并与其他十几位学者一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2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可喜可贺。

　　《宋书》所记为南朝刘宋之事，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由历仕宋、齐、梁三朝的著名学者沈约所撰，有《本纪》十卷，《列传》六十卷，《志》三十卷，共计百卷。我在今注本《宋书·前言》中曾专门谈到对它的总体评价问题：《宋书》“虽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相比《后汉书》《三国志》并不逊色，在南朝四书中应属上乘”。刘知幾《史通·书志》也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真实具象。比如现在一般人都笼统地说魏晋南北朝是门阀政治，其实门阀政治是有鲜明的阶段性的。它酝酿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东晋时臻于顶峰，而在刘宋时则出现重大转折。宋武帝刘裕作为一介寒人凭借武力立国，就完全恢复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权已经不在门阀士族手中，但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仍然影响突出。若读一读《宋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状况。

　　迄今为止，《宋书》也像绝大多数正史一样，既没有古人为之作注，也缺少现代人的注释以降低大众的阅读门槛。由此角度看，今注本《宋书》也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宋书》在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存主要有三朝本、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百衲本及中华本。我们认为，中华本是现存《宋书》中最好的版本。它不但对各种《宋书》版本进行了认真的互校，择善而从，而且在“纪传”方面还通校了《南史》《建康实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等的相关部分，在“志”方面也参校了《晋书》《通典》等的相关内容。中华本对于前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充分吸收，如张元济、张森楷的两种《宋书校勘记》稿本，成孺的《宋书州郡志校勘记》，李慈铭的《宋书札记》，孙虨的《宋书考论》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中华本不但为《宋书》校勘的集大成者，而且作出了既简且明的《校勘记》，并对全书加以现代标点，给《宋书》的现代读者以很大的方便。

　　今注本《宋书》项目组首先对中华本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核查，发现它的校勘确实择善而从，《校勘记》除少数地方有失误外，基本是正确的，因此决定将其作为我们的工作底本。我们对其正确的校勘成果，吸收采纳，并且说明出自中华本校勘记，以避掠美之嫌；对其疏漏之处，则出注勘正，以供讨论。每条校勘，争取都做到有据可循。对例证不足之文，则提出质疑，但不改原文。

　　今注本《宋书》在中华点校本的基础上开展注释工作，力求不枝不蔓，紧扣原文。纪传注文从简，志之注文则求详备，文字表达难尽其意，则采用图表等形式予以辅助。我们的注释大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注释人名。本书每卷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均出注。在本书有纪传之人简注，并注明某卷有纪或传；本书无纪传之人则注其主要事迹。本书仅一两见者，其他史书也不见记载，则注明“身世不详”。

　　二是注释官名。职官制度在历史上变化极大，同官名不同职务，同职务而不同官名，还有实职与虚衔之分，其演变情况非常复杂。由于本书有《百官志》，对职官的注释从简，一般仅注明官称、职掌、品级，除有特别需要，则不注官职的演变情况。

　　三是注释地名。本书所见地名均出注，一般仅注明今地何在。如需说明沿革方可解读者，则简述其沿革。刘宋及其前后时期疆域变化无常，侨置郡县也较多，本书《州郡志》亦不能全部理清，我们只能尽力争取准确无误。今地名及行政区划，则以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为准。

　　四是注释典故。沈约是史学家，也是大文豪，其著《宋书》，大量收录当时人的奏议、书札、诗赋和文章。而南朝人为文善于用典，有的一句一典，有的两句一典，大大增加了注释的难度，这在二十四史中确属少见。我们为《宋书》作注耗费精力最大的就是查询典故的出处和含义。经努力，现在《宋书》涉及的绝大多数典故均已有注，但仍有少数典故待考，以俟高明。

　　五是纠谬勘误，即对《宋书》中存在的失误之处加以订正，大体有三种：一是《宋书》原来就有的失误，二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三是中华本在校勘、标点过程中的失误。具体可参看本人《中华本〈宋书〉校点失误商榷》一文，此不赘述。

　　除了这五个方面，我们对《宋书》中所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有关制度、习俗及疑难字句也都作了必要的注释，其篇幅也从中华本的8册140万字变成了今注本《宋书》的15册396万字。

　　我们做本书的意图，是让对《宋书》有兴趣的当代人，在阅读了今注后，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宋书》的内容，把握刘宋时代的大势和关键所在。由于《宋书》原没有注释本，我们所做的正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我们又是在中华点校本基础上的开创。中华本在以王仲荦为代表的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前人研究《宋书》的众多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工作版本。尽管我们也尽力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各项研究和校勘成果，但我们不敢认为自己所完成的就是最好的注释本《宋书》。我们知道，挑剔别人的错误容易，而自己不出错误实难。以我们的浅陋学识，从事这样一种难度较大的开创性工作；又因我们是多人共注一部书，尽管有主编统一把关，其失误甚至矛盾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衷心期待专家和读者的不吝赐教。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