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史上，教育领域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早在大约三千年前，学校的建立对于文明的传递就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传递的特征从零散、随意转向有组织、有计划，但当时的教育主要面向的是少数群体。到了约三百年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指向工业生产的大众化教育逐渐形成，教育的效率得到了提升，但人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教育领域正在经历又一次重大变革，这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

　　在这一轮数字化浪潮面前，教师发展也迎来了转型的契机。“教师发展数字化转型”的表述频繁见诸文献，学者普遍将之视作数字技术与教师发展的融合。事实上，就教师方面而言，数字时代的转型发展确实很有必要而且极为迫切，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影响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迫在眉睫，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化学习资源供给能够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教学内容。第二，数字技术为教师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多重衡量“标尺”，在其发展历程的多个节点提供反思依据，促使发展方向的精准化。第三，在技术变革背景下，教师发展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有所延展，更多的碎片化时间或能被用于进一步发展，更丰富的学习空间或将调动教师学习的积极性。当然，教师发展享受“数字红利”的前提，是我们默认数字化转型会顺利开展。然而，眼下“转不动”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何“转得动”成为当下必须回应的关键命题。

　　面对数字技术的汹涌之势，很多教师似乎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强大惯性作用的牵引下，落实数字化转型在“最后一公里”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在政策愿景中，数字技术应与教师发展活动深度融合，以合理的方式促进教师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教师往往习惯性地将数字技术纳入已有“轨道”，或直接拒斥应用新技术，从而使教师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长此以往，“数字化转型”难以在教师成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全方位、常态化的数字化赋能更是无法实现。

　　这种“路径依赖”主要存在三种表现形式，即制度路径依赖、操作路径依赖与反馈路径依赖。从制度层面来看，自2022年初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宏观政策层面高度关注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但当前制度对于“数字赋能”的定位，更多地建基于已有场景、模式、评价等要素之上，制度设计思路仍旧延续“非数字化”逻辑，较难适应数字空间中教、学、评的新变化与新需求。从操作层面来看，对于很多教师来说，数字化转型起始于疫情防控期间，是短期内不得不作出的发展选择。在线下教育活动恢复常态后，教师面临两类发展路径选择，即“线上—线下”与“回归线下”，而选择后者的教师并不在少数。究其原因，除了缺乏线上线下融合式发展的必备能力外，“习惯”这一因素不可忽视。从反馈层面来看，尽管学界时常会针对教育数字化的现状进行调研，形成阶段性的评估报告，但大多依旧是以非数字化的方式“诊断”教师发展数字化。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均需要不同类型的数字赋能方式，而这往往可以凭借数字技术进行捕捉和反馈。

　　不同类型的路径依赖横亘于前，对于数字时代教师发展的顺利转型形成了巨大冲击。尽管已有的相关制度、操作、反馈等受制于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只能陷入固有的轨道，更不等于未来教师发展与数字技术的“缝隙”无法弥合。相反，面对多重路径依赖的现实，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开辟新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落地”。

　　其一，制度设计应体现数字时代的基本特点，将新场景、新事物等纳入制度注意范畴中，根据数字化转型期教师发展面临的新变化适当调整制度内容。同时，注重制度体系的层级关联，顶层制度设计的“数字化”调适应与区域制度、学校制度有效衔接起来，避免宏观制度难以落地的情况发生。其二，具体的操作行为应被置于更为丰富化的数字场景中，以教师的持续成长为导向，创设具有趣味性、便利性、多功能等特征的数字情境，切实发挥数字化的优势，推动教师接受数字技术、融入“数字化”浪潮。其三，反馈活动应更为及时、频繁，建基于完善的数字系统，教师发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多维数据应及时被捕捉与分析，所得出的分析结果需尽快传递给教师自身，帮助其更好地理解自身当前的发展水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性反馈在教师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要多次出现，以数字化的方式持续保障发展方向的合理性。

　　总之，以“路径创新”替代“路径依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数字化转型障碍，赋予数字时代教师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而真正释放“数字红利”，促使教师在数字空间中获得发展的新机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未来学校组织形态与制度重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VFA210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研究人员）